231.大结局
1962年秋
赣省北部某县医院，条件简陋得让人心惊。墙壁是斑驳的石灰墙，地面是坑洼的水泥地，几张病床挤在狭小的病房里，床单洗得发白，有些地方还打着补丁。
何洪涛穿着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给一个腹痛的农民检查。吴倩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何卫国站在门口，三岁的女儿何思雨扯着妈妈的衣角，好奇地看着爸爸工作。
“阑尾炎，得马上手术。”何洪涛直起身，对旁边年轻的县医院院长说，“准备手术室，我来主刀。”
院长面露难色：“何大夫，咱们这儿……麻药只剩半支了，手术器械也不全……”
“半支麻药够了，局部麻醉。”何洪涛已经转身去洗手，“器械不全就用现有的，总比看着他穿孔送命强。”
手术进行得很艰难。灯光昏暗，器械老旧，助手是刚从卫校毕业的年轻人，手都在抖。但何洪涛的手很稳，动作干净利落，一个小时后，阑尾被成功切除。
走出手术室，吴倩递过毛巾：“辛苦了。”
何洪涛擦擦汗，看着走廊里排队等候的病人——大多是农民，面黄肌瘦，眼神里满是病痛和对医生的期盼。
“条件太差了。”他低声说，“很多病在这里根本没法治。”
“所以你才要来。”吴倩握住他的手，“慢慢来，会好的。”
正说着，一个护士匆匆跑过来：“何大夫，急诊室来了个重病人，说是从西北劳改农场转过来的，肺癌晚期，咳血不止。”
何洪涛快步走向急诊室。
病床上躺着一个人，瘦得几乎只剩骨架，眼窝深陷，颧骨高耸，脸上布满老人斑和皱纹。他闭着眼，呼吸微弱，胸口的起伏几乎看不见。
但何洪涛还是认出了他。
阎阜贵。
那个曾经在四合院里拨着小算盘、戴着眼镜、说话拿腔拿调的“阎老师”。
护士递过病历：“阎阜贵，五十七岁，肺癌晚期，伴有严重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劳改农场医疗条件有限，转过来时已经……”
何洪涛接过病历看了看，沉默片刻，对护士说：“准备吸氧，静脉补液，先稳定生命体征。”
他走到床边，拿起听诊器。阎阜贵的胸膛里传来破风箱般的声音，肺部像一滩烂泥。
似乎是感觉到有人，阎阜贵缓缓睁开眼。
那双曾经精明的眼睛，如今浑浊不堪，蒙着一层灰翳。他盯着何洪涛看了很久，嘴唇嚅动着，发出微弱的声音：“何……何……”
“是我，何洪涛。”何洪涛平静地说。
阎阜贵的眼睛猛地睁大，随即又黯淡下去。他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报应……真是报应……在这地方……还能见到你……”
“少说话，保存体力。”何洪涛检查他的静脉通路。
“没用了……”阎阜贵喘息着，“我知道……我快死了……也好……早点下去……见解旷……”
提到阎解旷，他的眼睛里涌出浑浊的泪水：“我的三儿……他死的时候……才十二岁……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何洪涛没说话，只是调整了一下氧气管的流量。
“何大夫……”阎阜贵忽然抓住他的手，手指枯瘦如柴，却很有力，“我……我有话想说……憋了这么多年……再不说话不出来了……”
何洪涛看了看他，对护士说：“你们先出去，把门带上。”
护士离开后，病房里只剩下两人。窗外是赣省秋日灰蒙蒙的天空。
“说吧。”何洪涛在床边坐下。
阎阜贵喘了几口气，声音断断续续：“我……我这一辈子……就是个笑话……自以为聪明……会算计……可算来算去……算掉了儿子的命……算掉了自己一辈子……”
“小时候家里穷，我爹说，读书才能出头。我拼了命地读，考上师范，当了老师……我以为我出息了，能光宗耀祖了……可一个月三十多块钱工资，要养活一大家子，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不够啊……真的不够……”
他的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王秀秀找上我，说帮她记账，每月多给十块钱……十块钱啊……够买二十斤白面，够给解成做件新衣裳……我……我心动了……我想着，就是记记账，不犯法……可后来，越陷越深……”
“她让我做假账，我做了。她让我帮着掩盖刘家兄弟抢劫的事，我也做了……我怕啊……我怕丢了工作，怕一家老小饿肚子……我总想着，等攒够了钱，等孩子们大了，我就收手……可钱永远攒不够，孩子永远长不大……”
阎阜贵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一口带血的痰。何洪涛递过纸巾，他擦了擦，继续说：“解旷死了之后……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我没贪那十块钱，如果我没跟王秀秀搅在一起，解旷是不是就不会去石头胡同？是不是就不会死？”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他苦笑着，“我进了拘留所，杨瑞华疯了，解成恨我，解放学坏了，解娣……那丫头才那么小，就没了爹……我毁了全家……”
他转过头，看着何洪涛：“何大夫，你恨我吗？”
何洪涛沉默了片刻：“谈不上恨。你只是做了你的选择，承担了后果。”
“是啊……后果……”阎阜贵喃喃道，“十五年劳改，大西北……风沙能把人吹成干尸……我熬了三年，肺就坏了……医生说是尘肺，加上抽烟……可劳改农场哪有什么好烟，都是捡别人抽剩的烟屁股……”
“有时候半夜疼醒，我就想，要是当年我没动那些歪心思，老老实实当个穷老师，现在是不是还在四合院里，看着孙子孙女满院子跑？”
他闭上眼睛，泪水不断涌出：“可回不去了……什么都回不去了……”
病房里安静下来，只有氧气瓶里气泡的咕嘟声。
良久，阎阜贵又睁开眼，眼神里有一种奇异的清明：“何大夫，我快死了……临死前，我想求你件事……”
“你说。”
“等我死了……能不能……把我的骨灰带回四九城？不用埋，就洒在护城河里就行……我想……离解旷近点……那孩子……最喜欢在河边玩……”
何洪涛看着他，点了点头：“好。”
阎阜贵笑了，那笑容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解脱：“谢谢……还有，替我跟杨瑞华说声对不起……跟解成、解放、解娣都说声对不起……我……我不是个好爹……”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眼睛慢慢闭上，呼吸变得悠长而微弱。
他走出病房，吴倩抱着孩子等在门口，眼神询问。
“阎阜贵。”何洪涛简单地说，“肺癌晚期，没几天了。”
吴倩沉默了一下：“四合院那个阎老师？”
“嗯。”
两人并肩走在医院简陋的走廊里。何卫国在妈妈怀里睡着了，何思雨牵着爸爸的手，仰头问：“爸爸，那个爷爷病得很重吗？”
“很重。”何洪涛摸了摸女儿的头。
“他会死吗？”
“会。”
何思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再问了。
三天后，阎阜贵在凌晨安静地走了。没有亲人陪伴，只有值班护士发现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脸上很平静，像是终于卸下了所有重担。
何洪涛兑现了承诺，将他的遗体火化，骨灰装在一个小坛子里。他给四九城公安局打了电话，说明情况，请求协助将骨灰撒在护城河。
一个月后，吴波林回电说办妥了。骨灰撒在了德胜门外的护城河段，那里离石头胡同不远。
何洪涛没把这个消息告诉任何人。阎家已经散了，杨瑞华在精神病院，阎解成杳无音信，阎解放因盗窃罪在劳改，阎解娣听说被远房亲戚接走了。
有些债，还了也就还了。有些人，忘了也就忘了。
1964年·赤脚医生手册
在赣省的三年，何洪涛走遍了全县十七个公社，上百个生产队。他看到太多因为缺医少药而耽误治疗的病例——产妇大出血死在送往县城的路上，孩子得了肺炎只能靠土方硬扛，老人关节痛得整夜睡不着却无药可医。
最触动他的是一次出诊。一个偏远的山村里，一个孩子高烧抽搐，村里唯一的“大夫”是个略懂草药的老农，用的还是民国年间的土方。何洪涛赶到时，孩子已经因高热惊厥导致脑损伤，救回来也傻了。
那天晚上，他在煤油灯下坐了一夜。
“得做点什么。”第二天早上，他对吴倩说，“不能光等着上面派医生、拨设备。老百姓等不起。”
吴倩正在给两个孩子喂早饭，闻言抬头：“你想怎么做？”
“编一本书。”何洪涛说，“一本能让识字的人看懂的医疗手册，教他们处理常见病、多发病，教他们怎么消毒、怎么包扎、怎么接生、怎么识别危重症状需要送医。”
吴倩眼睛亮了：“就像当年在延安，你姥爷编的那些战地医疗小册子？”
“对，但要更系统，更全面，更贴近农村实际。”何洪涛铺开纸，开始列提纲，“从最基本的卫生常识讲起，洗手、饮水消毒、粪便管理……然后是常见症状鉴别，发热、腹痛、咳嗽……再是各系统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能用草药就用草药，能用针灸就用针灸，实在不行再用药……”
他越说越快，思路越来越清晰：“还要有急救章节，溺水、触电、中毒、外伤处理……妇产科内容特别重要，农村接生婆很多方法不科学，导致产妇和新生儿死亡率高……”
吴倩放下碗，走过来看他的提纲：“工程量不小，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找帮手。”何洪涛说，“县医院有几个年轻医生不错，肯学肯干。各公社的卫生员也可以参与，他们最了解实际情况。”
说干就干。接下来的半年，何洪涛白天看病、做手术、带徒弟，晚上就带着几个年轻人编书。没有参考资料，就凭自己的记忆和临床经验写。遇到不确定的，就写信给四九城的吴俊生，请教协和医院的专家。
吴俊生收到信后非常重视，不仅详细回复每一个问题，还寄来了大量医学书籍和期刊。他在信中说：“洪涛，你这个想法太好了！如果真能编出一本适合农村基层的医疗手册，功德无量！”
1964年春天，初稿完成。五十万字，配了三百多幅手绘插图，从人体解剖到草药图谱，从针灸穴位到接生步骤，包罗万象。
何洪涛给书取了个朴素的名字：《农村常见病防治手册》。
他把书稿寄给吴俊生，请他审阅并想办法出版。
吴俊生收到书稿后，连夜读完，激动得拍案叫绝。他立刻找到卫生部领导，把书稿呈了上去。
“这是一本革命性的书！”吴俊生在卫生部会议上说，“它把复杂的医学知识简化、通俗化，让稍有文化的人就能看懂、学会。如果推广开来，能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燃眉之急！”
卫生部组织了专家审阅，一致给予高度评价。送到了海里，有个领导提出：“书名太直白，能不能改个更有号召力的？”
众人讨论了半天，最后定名为《赤脚医生手册》。
“赤脚医生”，这个后来响彻中国大地的名词，就这样诞生了。
1964年秋，《赤脚医生手册》第一版印刷十万册，分发到全国各省市。何洪涛作为主编，被请回四九城接受表彰。
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何洪涛穿着笔挺的中山装，从老人家手中接过奖状和奖章。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此起彼伏。
他知道，这本书只是开始。要让它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培训成千上万的“赤脚医生”，还需要配套的药品和器械供应，还需要……
“何洪涛同志，讲两句吧！”主持人把话筒递给他。
何洪涛走到台前，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沉默了几秒，然后开口，声音清晰而坚定：
“这本书，不是我一个人写的。是赣北山区那些因为缺医少药而失去亲人的老乡们写的，是县医院里那些在简陋条件下坚持工作的同事们写的，是全国千千万万渴望健康生活的农民兄弟写的。”
“我只是把他们需要的，整理了出来。”
“我希望，有一天，中国农村的每一个生产队，都有一个‘赤脚医生’，都能有一本《手册》。我希望，产妇不再因为大出血死在家里，孩子不再因为肺炎夭折，老人不再因为关节痛而夜不能寐。”
“这条路很长，很难。但我相信，只要我们一步一步走下去，总有一天，会走到。”
掌声再次响起，久久不息。
典礼结束后，吴俊生拉住他：“洪涛，部里领导想调你回京，负责全国赤脚医生的培训工作。这是个重要岗位，也是大好机会。”
何洪涛摇了摇头：“二叔，替我谢谢领导好意。但我还是想留在基层。《手册》编出来了，但怎么用它，怎么培训赤脚医生，怎么建立农村医疗网，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我想在赣省先搞试点，等有了成熟经验，再推广到全国。”
吴俊生看着他，拍了拍他的肩膀：“好，有志气。需要什么支持，随时跟我说。”
回赣省前，何洪涛回了一趟四合院。
院子更破败了。西厢房贾家的封条还在，门板上落了厚厚一层灰。前院阎家的窗户破了，用木板钉着。中院何家正房锁着——何大清前年跟着一个工程队去了南方，说是搞建筑，偶尔寄信回来。何雨水在协和医院住宿舍，很少回来。
许大茂倒是还在，已经是轧钢厂后勤科的副科长了。见到何洪涛，他激动得话都说不利索：“小叔爷！您可回来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您了！赤脚医生手册，了不得啊！”
何洪涛和他聊了会儿，问了问院里其他人的情况。
“刘海中？”许大茂撇撇嘴，“死了。前年死的。”
何洪涛一愣：“怎么死的？”
“被他儿子刘光天掐死的。”许大茂压低声音，“刘光天不是判了八年吗？去年刑满释放，回来了。没工作，整天在家喝酒，喝醉了就打刘海中，骂他当年没管好他们，害他们坐牢。有一天晚上，喝大了，直接把刘海中掐死在炕上。”
“后来呢？”
“枪毙了呗。”许大茂叹口气，“刘光齐还在劳改，听说知道这事后，在牢里撞墙自杀，没死成，疯了。刘家……绝户了。”
何洪涛沉默良久。
“对了，何叔——何大清，有消息吗？”许大茂问。
“在南方，挺好。”何洪涛简单地说。
他最后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些熟悉的门窗，那些曾经充满算计、争吵、悲欢离合的屋子，如今大多空着，静悄悄的。
时间带走了很多人，很多事。
也改变了很多。
1966年，风暴来临的时候，何洪涛正在赣北山区培训赤脚医生。
吴倩已经怀了第三个孩子，大着肚子，带着七岁的何思雨和五岁的何卫国，跟着何洪涛住在县医院的家属院。条件艰苦，但一家人在一起。
风暴很快刮到了这个偏远小县。医院里贴满了大字报，几个老专家被批斗，说是“反动学术权威”。
有人把矛头指向了何洪涛，他编的《赤脚医生手册》强调科学和规范，被说是“压制土方土法”。
一天晚上，一群人冲进何洪涛家，要把他带走“接受审查”。
这个事儿，很快就被放大，受到了四九城老人的重视！煽动者，全部被判刑，枪毙的枪毙，自此何洪涛在赣省彻底站稳脚跟。
在这里他为为一个姓邓的工人，以及一大批受到迫害的同志进行保护护理，照顾.......
1968年，吴倩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何思源。同年，何洪涛在巡诊时救了一个高烧昏迷的工人，那人醒来后，拉着他的手说：“何大夫，我姓邓，叫邓绍昌。你的恩情，我记住了。”
何洪涛没把这话放在心上。他救的人太多了。
1971年，风暴渐渐平息。县革委会的领导换了一茬，新领导对何洪涛很尊重。
那几年，何洪涛跑遍了赣北的每一个角落，培训了上千名赤脚医生，建立了县、公社、生产队三级医疗网。许多原本要走上几十里山路才能看病的农民，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基本医疗服务。
孕妇死亡率下降了，新生儿死亡率下降了，传染病发病率下降了。农民们提起“何大夫”，都竖起大拇指。
1974年，何洪涛被调往唐山第一次主政地方。离开赣省那天，上千群众自发到车站送行。邓老汉拉着他的手，老泪纵横：“何大夫，你走了，我们舍不得啊！”
“放心，接任的医生我都培训好了，他们会继续为大家服务。”何洪涛也很感慨，“大家保重身体，有病及时看，别硬扛。”
火车开动了，站台上的人群久久不散。何洪涛看着窗外熟悉的山水，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这十二年，苦过，累过，危险过。但值得。
1975年·唐山
唐山是工业城市，规模比赣北小县大得多，医疗条件也好不少。但何洪涛上任后第一件事，跑遍了全市的地质局、地震局、气象局。
吴倩不解：“你怎么研究起地震来了？”
何洪涛摊开唐山地图，指着上面的断层带：“唐山地处地震带，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强震。如果发生大地震，以现在的建筑质量和医疗准备，后果不堪设想。”
他是穿越者，清楚记得1976年7月28日那场7.8级大地震，二十四万人罹难，十六万人重伤。那是一场国殇。
既然他来了，就不能让悲剧重演。
接下来的半年，何洪涛做了几件“不务正业”的事：
第一，他主持起草了《唐山市防震减灾应急预案》，详细规定了地震发生前、发生时、发生后的各项措施。包括建筑加固标准、避难场所设置、医疗救援流程、防疫方案等等。
第二，他推动全市中小学校、工厂、居民区开展防震演练，教市民“趴下、掩护、抓牢”的基本求生技能。
第三，他在每个街道、公社都培训了急救员，储备了急救药品和器械。
第四，他要求全市医院进行抗震加固，特别是手术室、产房、药房等关键部门。
这些工作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引起了不少非议。有人说他“杞人忧天”，有人说他“浪费资源”，甚至有人写信到省里告他“不务正业”。
但何洪涛顶住了压力。他找到市委主要领导，详细汇报了自己的担忧和准备工作的必要性。领导被他的执着打动，最终表态支持。
“洪涛同志，如果你的预感错了，这些准备工作白做了，你可能会受处分。”领导说。
“我宁愿受处分，也不愿看到地震来临时束手无策。”何洪涛回答。
1975年冬，唐山举行了第一次全市规模的防震演练。警报响起，市民们有序疏散到指定避难场所，医疗队模拟伤员救治，防疫队模拟消杀作业……整个演练持续了三个小时，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演练结束后，何洪涛站在指挥中心，看着墙上那张巨大的唐山地图，心里默默计算着时间。
还有八个月。
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
何洪涛在办公室值班。这段时间他几乎以办公室为家，吴倩带着三个孩子住在卫生局的家属院，离他很近。
3点42分，大地开始震动。
起初是轻微的摇晃，桌上的水杯发出碰撞声。紧接着，震动加剧，墙体开裂，天花板掉下粉尘。
“地震！”何洪涛抓起桌上的对讲机，“启动一级应急响应！所有医疗队按预案行动！”
他冲出办公楼时，外面已经乱成一团。但得益于之前的演练，混乱很快被控制住。街道干部组织市民疏散到空旷地带，急救员开始搜救伤员，医疗队迅速在避难所搭建临时诊疗点。
震级比何洪涛记忆中还要大——7.8级，烈度11度。但伤亡情况，却远低于预期。
因为建筑进行了加固，倒塌的房屋比原来少了一半。因为市民知道怎么躲避，被砸死砸伤的人数大幅下降。因为医疗队准备充分，伤员得到了及时救治。
三天后，初步统计结果出来了：死亡人数约三万人，重伤约五万人。这依然是巨大的悲剧，但相比于原来的二十四万死亡、十六万重伤，已经好了太多太多。
何洪涛三天三夜没合眼，指挥医疗救援、防疫消杀、伤员转运。当他终于能坐下来喘口气时，吴倩带着孩子们找到了他。
“爸爸！”十岁的何思源扑进他怀里，“我们好怕……”
何洪涛抱着女儿，看着妻子和另外两个孩子：“你们没事吧？”
“没事，按你教的，躲在了桌子下面。”吴倩眼圈红了，“洪涛，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提前准备，这次要死多少人啊……”
何洪涛摇摇头，没有说话。他看着满目疮痍的城市，看着穿梭忙碌的救援人员，心里沉甸甸的。
他救下了很多人，但依然有三万人失去了生命。他改变了历史，但无法完全扭转悲剧。
这或许就是穿越者的宿命——知道未来，却无法改变一切；尽力而为，却总要留下遗憾。
唐山地震后，何洪涛被授予“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称号。但他把奖章锁进了抽屉里，继续投入灾后重建工作。
.....
1979年春，何洪涛接到调令，回京任卫生部副部长，分管农村卫生和基层医疗。
离开唐山那天，市民自发组织欢送。一个在地震中失去双腿、被何洪涛亲自救治的工人，坐着轮椅来到车站，捧着一面锦旗：“何部长，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锦旗上写着八个字：医者仁心，国士无双。
何洪涛接过锦旗，眼睛有些湿润。他俯身握住工人的手：“好好活着，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
回京的列车上，吴倩靠在他肩上，轻声说：“洪涛，这些年，辛苦你了。”
“你也一样。”何洪涛握住她的手，“跟着我东奔西跑，没让你过几天安稳日子。”
“我乐意。”吴倩笑了，“要是天天在四九城待着，多没意思。”
是啊，这十九年，从赣北山区到唐山震区，从赤脚医生到抗震救灾，一路风雨，一路艰辛。但也一路收获，一路成长。
回到四九城，何洪涛先去了四合院。
院子已经彻底破败了。西厢房塌了一半，中院正房的屋顶漏了，前院阎家的院墙倒了。只有后院许大茂家还住着人，但也老旧不堪。
许大茂已经是轧钢厂后勤部主任了，胖了不少，头发也稀疏了。见到何洪涛，他激动得直搓手：“何部长！您可算回来了！我听说您要回部里工作，早就盼着了！”
何洪涛和他聊了聊，问了问院里最后几户人家的情况。
“都没了。”许大茂叹口气，“刘家绝户了，阎家散了，贾家早没人了，易家、何家……也就您这一支了。我也准备搬了，厂里分了楼房，有暖气有厕所，比这破院子强。”
何洪涛在院子里走了一圈。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易中海、贾张氏、秦淮茹、傻柱、何大清、阎阜贵、刘海中……如今都已作古。那些恩怨情仇、算计争斗，也都随着时间烟消云散。
只剩下这破败的院子，和满地的落叶。
许大茂最终是改变了命运，没有娶娄晓娥，要不然他根本做不到干部。
“小叔爷，”许大茂犹豫了一下，问，“何叔——何大清，有消息吗？”
何洪涛沉默片刻：“前年病逝了，在南方。雨水去处理的丧事，没告诉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
许大茂愣住了，随即叹息：“也好……走了也好，不受罪了。”
是啊，走了也好。
何洪涛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承载了太多记忆的院子，转身离开。
从此，南锣鼓巷95号院，只存在于回忆里了。
.......
1984年秋，四九城的天空格外高远湛蓝。
何洪涛站在卫生部办公楼的窗前，望着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他已经五十岁了，鬓角有了白发，眼角的皱纹刻着岁月的痕迹，但腰杆依旧挺得笔直，眼神依旧锐利如初。
窗外，街上开始出现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的年轻人，商店里传来了邓丽君的歌声。时代在变，变得有些让人措手不及，但何洪涛知道，这是必然的。
他转身回到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张全家福——去年照的，在香山。照片上，他和吴倩坐在中间，四个孩子站在身后。
老大何思雨，二十一岁了，去年考上了北大中文系。这丫头从小聪明，随她妈，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在赣北山区那几年，她跟着医疗队跑，学会了简单的护理，还能用当地方言跟老乡聊天。何洪涛记得她十二岁那年，有个老乡家的孩子高烧，她硬是守了一夜，用湿毛巾给孩子降温，直到医疗队赶到。现在她学中文，说要“记录这个时代普通人的故事”。
老二何卫国，十九岁，正在解放军医学院读大三。这孩子性子沉稳，像何洪涛。唐山地震那年他才九岁，却跟着医疗队搬运伤员，小手被担架磨出了血泡也不吭声。后来他说要学医，何洪涛没拦着。只是偶尔会想，如果卫国生在和平年代，会不会有别的选择？但孩子选择了这条路，他就支持。
老三何思源，十六岁，今年刚上高中。她是家里最活泼的一个，爱唱爱跳，是学校文艺队的骨干。吴倩说思源像年轻时的自己，何洪涛却觉得，她更像这个正在打开的新时代——充满活力，无所畏惧。只是有时候，思源会抱怨：“爸爸总不在家，妈妈也忙，家里就我最闲。”何洪涛听了，心里总会涌起一丝愧疚。
老四何思远，十岁，还在上小学。这孩子出生在赣省，长在唐山，七岁才回到四九城。他没见过四合院的破败，没经历过那些年的动荡，他的世界是崭新的。何洪涛有时看着他无忧无虑的样子，会想起很多年前，傻柱和雨水在院子里奔跑的场景。时代不一样了，孩子们的路，也不一样了。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进来。”
吴倩推门进来。她今年四十五岁，穿着深灰色的检察官制服，头发剪短了，显得干练利落。去年，她调回了最高检，负责经济检察厅的工作。这些年跟着何洪涛东奔西跑，她的事业时断时续，如今总算回到了熟悉的轨道上。
“忙完了？”何洪涛问。
“还有个案子要审，下午得回去。”吴倩走到窗前，和他并肩站着，“刚才波林打电话来，说晚上他们一家过来吃饭。”
何洪涛点点头。
吴波林和何雨水，他们俩的事儿，这些年一直是他心里的一根刺。
1962年，何雨水中专毕业进了协和医院，吴波林已经是东城分局刑警队的副队长了。两人早就互有情意，何洪涛看得出来。但他一直没松口——不是不同意，是觉得时机不对。那几年形势复杂，他不想把两个孩子卷进来。
后来运动来了，何洪涛下放赣省，吴波林因为家庭背景受到冲击，吴家的被下放到了赣省，都是何洪涛在照顾，吴波林被调到郊区派出所。何雨水在医院也受到排挤，差点被下放到农村。
两人就这么拖着，拖到了1970年。那年何洪涛回京开会，吴波林找到他，三十岁的人了，红着眼圈说：“老师，我等了雨水八年了。不能再等了。”
何洪涛看着他，又看了看旁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的何雨水，终于点了头。
婚礼很简单，就在何洪涛赣省的住处办了。吴俊生，吴司令都被何洪涛秘密接过去。
没有宾客。
婚后，何雨林跟着吴波林去了他工作的县城。何雨水放弃了协和医院的工作，在当地卫生院当护士。日子清苦，但两人感情很好。1972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吴念雨——纪念那些年在雨中等待的时光。
1979年何洪涛回京后，开始想办法把两人调回来。过程很艰难，拖了五年，直到今年初才办成手续。吴波林回了市公安局，安排在刑侦总队。何雨林进了市卫生局，负责基层医疗管理。
门又响了。
这次进来的是秘书：“何部长，邓办来电话，请您下午三点过去一趟。”
何洪涛看了看表，两点二十。
“知道了。”
邓老这几年身体不好，但依然关注着卫生系统的工作。
何洪涛1979年回京任副部长，1982年升任常务副部长，主管农村卫生和医疗改革，都是邓老点的将。
他知道为什么。1975年在赣省，他帮助过邓老。1976年唐山地震，他提前做的那些准备工作，救了十几万人的命。这些事，邓老都记得。
更重要的是，邓老看重他的务实和远见。《赤脚医生手册》的推广，农村三级医疗网的建设，这些在改革开放初期看似“过时”的工作，邓老却认为至关重要。
“中国有八亿农民，”邓老在一次会议上说，“不解决农村的医疗问题，改革开放的成果就落不到实处。何洪涛同志在这方面有经验，要大胆用。”
下午三点，何洪涛准时来到邓老住处。
邓老坐在轮椅上，精神还不错。他示意何洪涛坐下，开门见山：“洪涛啊，卫生部改组的事儿，你知道了吧？”
“听说了。”
“我想让你来挑这个担子。”邓老看着他，“改革开放，经济要搞活，但老百姓的健康不能放松。医疗卫生系统，既要改革，又要守住底线。这个度，你要把握好。”
何洪涛沉默了片刻：“邓老，我能力有限……”
“别说这些虚的。”邓老摆摆手，“我看中的是你的务实。你在基层干了那么多年，知道老百姓需要什么。卫生系统现在问题不少——资源分配不均，城乡差距大，医疗费用上涨……这些都要解决。”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但有一点，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能丢，基层医疗的网不能破。资本主义国家那套全盘市场化的路子，我们不能走。”
何洪涛点头：“我明白。”
从邓老住处出来，已经是傍晚。夕阳给四九城的胡同镀上一层金边。何洪涛没有坐车，慢慢走着。
这些年，他见证了太多变化。从四合院的衰败到高楼大厦的崛起，从凭票供应到市场繁荣，从封闭自守到打开国门。
但他心里清楚，有些东西不能变。
比如医生的初心，比如医疗的公平，比如对生命的敬畏。
回到家时，吴波林一家已经到了。
吴波林今年四十六岁，头发白了不少，但身板还挺直，已经是公安部某司司长。他穿着便服，正坐在沙发上跟何卫国聊着什么。何雨林在厨房帮吴倩做饭，四十岁的人了，脸上有了皱纹，但笑起来眼睛还是弯弯的，像小时候。
吴念雨十三岁，正跟何思远抢电视看——她想看《霍元甲》，何思远要看《铁臂阿童木》。
“何伯伯！”吴念雨看见何洪涛，甜甜地叫了一声。
何洪涛摸摸她的头：“作业写完了？”
“早写完了！”
吃饭时，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起。吴倩做了几个拿手菜——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何洪涛最爱吃的麻婆豆腐。
“部里改组的事儿定了？”吴波林问。
“还没正式下文。”何洪涛夹了块豆腐，“不过邓老找我谈了话。”
“要是真让您当部长，担子可不轻。”何雨水轻声说，“现在下面怨言不少，说看病贵、看病难。”
何洪涛点点头：“我知道。所以才要改。但不能乱改。”
他看了看桌上的家人，缓缓说道：“我在赣北山区待了十二年，见过太多因为没钱看病等死的人。在唐山，见过地震后医疗资源挤兑的惨状。改革开放是好事，经济活了，国家富了。但医疗卫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他顿了顿，声音坚定起来：“我要是真当了这个部长，第一件事就是推动建立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钱不够，可以慢慢来。但方向不能错——医疗首先是公益事业，然后才是产业。”
吴波林举起酒杯：“老师，我敬您。这么多年，您一直没变。”
何洪涛和他碰了碰杯，一饮而尽。
没变吗？他其实变了很多。从那个拎着麻袋、冷眼看世事的公安处长，到如今两鬓斑白的卫生部长。时间改变了他的容貌、职位、肩上的责任。
但有些东西，确实没变。
比如对生命的尊重，比如对公平的坚守，比如对这个国家最普通百姓的牵挂。
晚饭后，吴波林一家告辞了。何洪涛送他们到楼下，看着车灯消失在胡同口。
回到书房，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装着些旧东西——傻柱小时候玩过的玻璃球，雨水用过的橡皮，何大清从南方寄来的最后一张明信片，还有四合院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已经泛黄了。
他拿起照片，看着上面那些熟悉的面孔。
易中海、贾张氏、秦淮茹、傻柱、阎阜贵、刘海中……都走了。
何大清也走了，1977年病逝于广州。何雨水去处理的丧事，回来时哭了一夜。她说父亲最后留了句话：“告诉你小叔爷，我对不起他，对不起柱子，对不起雨水。下辈子……我好好当爹。”
何洪涛当时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雨水的肩膀。
都过去了。
那些恩怨，那些算计，那些鲜血和眼泪，都随着时间远去了。
剩下的，只有记忆，和继续前行的路。
1985年春，何洪涛正式出任卫生部部长。
上任第一周，他召开了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会上，他提出了“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工作方针，并宣布启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
有人反对，说这是走回头路。
何洪涛在大会上回应：“改革开放不是要改掉一切旧东西，而是要改掉阻碍发展的东西。农村合作医疗在六七十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完善它，让它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他顿了顿，声音铿锵有力：“同志们，中国有八亿农民。没有农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这个道理，永远不会过时。”
台下沉默了片刻，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会议结束后，何洪涛回到办公室，站在窗前，望着长安街上川流不息的车流。
他想起了1960年在赣北山区，那个因为高烧惊厥变成傻子的孩子。
想起了1976年在唐山，那个失去双腿却捧着锦旗说“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的工人。
想起了这些年走过的每一个村庄，见过的每一张面孔。
路还很长，但总要有人走。
1990年，何洪涛五十六岁，退居二线，任全国政协常委，依然关注医疗卫生事业。
吴倩也从最高检退休了，两人终于有了更多时间在一起。他们常常去香山散步，去北海划船，偶尔回赣省、唐山看看。
四个孩子都长大了。
何思雨北大毕业后当了记者，跑遍大江南北，写了很多关于普通人的故事。她结婚那年，何洪涛把四合院的地契给了她——那院子1988年拆迁，原地建了商场，政府补了套三居室和一笔钱。何思雨不要，何洪涛说：“拿着吧，那是你爷爷奶奶留下的念想。”
何卫国从军医大毕业后去了边疆，一待就是十年。1992年调回北京，在解放军总医院当外科主任。他结婚很晚，三十四岁才娶了个护士。何洪涛没催他，只是在他婚礼上说：“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到底。”
何思源考上了电影学院，当了导演。她的第一部电影讲的是唐山地震，何洪涛看了首映，哭了一晚上。吴倩说他：“这么大岁数了，还哭。”他说：“想起了很多人。”
何思远最让人意外——他考了政法大学，毕业后进了检察院，成了吴倩的“同行”。吴倩退休前最后带的一个案子，就是何思远做的书记员。庭审结束后，吴倩对他说：“比你爸当年差远了。”何思远不服气：“我这才刚开始呢！”
1995年，何洪涛六十岁生日，全家聚在一起。
吴波林和何雨林也来了，带着吴念雨——她今年二十五岁，刚从美国留学回来，学的是公共卫生。
饭桌上，何思远问：“爸，您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
何洪涛想了想，说：“编了《赤脚医生手册》。”
“为什么不是当部长？”何思源问。
“部长谁都能当，”何洪涛喝了口酒，“但那本书，救了很多人的命。”
吴波林举起杯：“老师，我敬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何洪涛和他碰杯，一饮而尽。
饭后，何洪涛和吴波林在阳台上抽烟——何洪涛戒了几十年烟，老了反而抽上了，医生说少抽点没事。
“波林啊，”何洪涛望着远处的灯光，“还记得1959年，你第一次跟我去四合院吗？”
“记得，”吴波林笑了，“那时候您拎着个麻袋，我还纳闷呢。”
“一晃三十五年了。”
“是啊，三十五年。”吴波林顿了顿，“老师，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易中海他们没做那些事，如果柱子哥没死，如果四合院还在……会是什么样？”
何洪涛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如果。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能做的，就是往前走，别回头。”
夜风吹过，带着初夏的暖意。
2000年元旦，新千年的钟声敲响时，何洪涛和吴倩在电视前看转播。
吴倩靠在他肩上，轻声说：“洪涛，咱们这辈子，算没白活吧？”
何洪涛握住她的手：“嗯，没白活。”
他们经历了战争、动荡、改革、开放，见证了国家的苦难与辉煌，个人的悲欢与离合。
他们爱过，恨过，奋斗过，遗憾过，但从未后悔过。
2005年，何洪涛七十一岁，写了一本回忆录，书名就叫《麻袋》。
他在序言里写道：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用这个书名。因为1960年我回四合院时，手里总拎着个麻袋。里面装过案卷，装过药品，装过《赤脚医生手册》的草稿，也装过时代的尘埃。
这个麻袋，装着我的一生。
从公安到处长到卫生部部长，从四九城到赣北山区到唐山，我见过太多的生死，太多的不公，太多的苦难。但也见过太多的坚韧，太多的善良，太多的希望。
我改变不了所有人的命运，救不了所有人的命。但我尽力了。
这就够了。”
2010年冬，何洪涛病重住院。
孩子们都来了，孙辈们也来了，病房里挤满了人。
何雨水握着他的手，泪流满面：“小叔爷……”
何洪涛虚弱地笑了笑：“哭什么，人都要走这条路的。”
他看向吴倩，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头发全白了，但眼睛还是那么亮。
“这辈子，辛苦你了。”他说。
吴倩摇头，握紧他的手：“下辈子，还跟你。”
何洪涛笑了，缓缓闭上眼睛。
窗外，雪花静静飘落，覆盖了四九城的大街小巷。
病房里的监测仪发出平稳的“嘀嘀”声，像时光的脚步，不紧不慢，走向永恒。
他的一生，始于1934年的战乱，终于2010年的和平。
他见过最深的黑暗，也见过最亮的光明。
他救过人，也被人救过。
他恨过，也爱过。
他改变了些东西，也有些东西从未改变。
这就够了。
真的，够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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