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Be番外:小麻烦
曾祖辈在腓特烈大帝的麾下于罗斯巴赫和洛伊滕打过漂亮仗，挣下了在波美拉尼亚的一小片林地和勉强算作庄园的宅邸，以及这个贵族介词。后面大概是被冤魂报复，到祖父开始他只做了个平庸的地方治安官，然后再到我父亲这代，家族的气运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同，在《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中跌至谷底。
我家于波茨坦柏林大街那有栋老宅，少时母亲还会边擦银器边低声向我回忆她少女时代在庄园参加的狩猎聚会，父亲穿着轻骑兵制服（那会他还没被法国人的炮弹夺走左腿）父亲如今坚信是社会民主党人、犹太人、投机分子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和家族的窘迫。他对那个来自奥地利的前下士起初充满鄙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看到冲锋队那些粗野的褐衫汉被“长刀之夜”清洗，国防军的地位得到重申后，他的态度变得复杂起来。
“秩序，约阿希姆，”父亲严肃的说，我的视线不由自主的看着他那条空荡荡的裤管，“你必须进入军队核心，艾森哈特家的未来，就看你了！”
1928年，十六岁的我通过了严格筛选，进入位于柏林国立第11人文中学，我的目标明确，获得高中毕业证书，然后报考军校，严谨的课程令我头疼，同学们浑身散发着优越感，那两年，我学会了克制情绪，这让我显得有些孤僻，但也避免了麻烦。1930年，我走进了波茨坦诺伊哈默的国防军第1步兵学校大门。很苦恼，伙食中没什么肉类了，但我们仍需高强度学习步兵操典、战术指挥、地形测绘、武器维护及军事史。
………
在这里，我听到了一个名字。
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
总有人提及他。他从柏林军事学院毕业，比我们高几届，我不爱听他惊人军事能力事迹，越听，心里就会越焦躁。但吃饭的时候总能听同学谈论，“那家伙像是直接从腓特烈大帝的近卫营里走出来的！”……如果他是父亲的儿子的话，父亲绝对会为他感到骄傲。
1934年夏，我从学校毕业，授少尉军衔。没赶上六月底“长刀之夜”。我被派往陆军总司令部运输与补给局做文员，工作包括与德意志国铁官员扯皮、计算各军区冬装储备与配给、处理抱怨电报。但父亲不会永远失望的，1935年11月一个下午。局长递给我一份带有陆军人事局的调令。
“约阿希姆少尉，恭喜你。”“你将担任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上校的副官（那时候还是少校）。明天上午八点，前往总司令部报到。”
当晚，我给父母写了信告知这件事，父亲的回电快得惊人，“这是上帝与命运对家族的再次眷顾！” 他很高兴，能让他高兴的事情，我会尽全力去做好。
1935年1月10日，我正式成为赫德里希上校的副官。
1938年，奥地利一夜之间成了“东方省”，日子被工作淹没，元首的意志经最高统帅部层层下达，愈发具体，也愈发咄咄逼人。
上校负责的不仅仅是一部军队，还涉及多个军种和部门的战略协调与特殊行动规划。与陆军总参谋部讨论边境兵力调整，与党卫军阿勃维尔（军事谍报局）的人员进行情报汇总与分析。我的生活变成了围绕他的日程旋转的陀螺，又烦，又有快感。
为庆祝慕尼黑协定“带来的和平”，阿德隆酒店举办了一场晚宴，上校的名字赫然在列。而那天有两件事也都很快被解决了，一、火炮整合方案，二、侦察照片的判读争议。
………
宴会上有很多人，甚至还有……东方人？
我看了一眼那两个一直低着头的身影，他们两个是真的很奇怪。也许是我多想吧，跟着上校久了，人也变得疑神疑鬼。可这种飘忽不定的眼神，与周围训练有素的服务生太格格不入了。或许是被日耳曼人的威严所震慑到了。
……妈的根本不是，该死的东方杂种直接拔枪了！
我迅速摸向腰间，但有人的动作比我更快！是那个女人！枪响前的刹那，她迅速从侧后方推搡出来，挡在了上校的身前！
女人中枪了，我厉声喝道，“抓住他！”几个人扑了上去，非常顺利的将那该死的东方人抓住了，他还在那里说着奇怪的语言，大概是在骂人。
上校蹲下身将那个女人的上半身提起来一点，似乎想看清她的脸。女人的头无力地后仰，长长地黑发凌乱散开。她双眼安静的闭着，胸口的猩红不断扩大，丰富的经验告诉我，她应该已经死掉了。
上校盯着她看了两三秒，然后将她提起来扔给我，“送到医院去。”
什么……还有送的必要吗？“是！”
女人躺在车上，我低头看了一眼这具尸体。看不出年龄多大，但应该是年轻的。皮肤很白，可能因为已经死掉的原因，此刻几乎白的透明。眉毛细细长长的，睫毛又长又密，脸庞很柔美，不像日耳曼女人那样硬朗。黑发如瀑，有几缕被汗水粘在额角和脖颈，她就这样软绵绵的躺在那里，领口被扯开了一些，露出纤细脆弱的锁骨和一片染血的肌肤。
她是谁？ 一个东方女人，出现在这，替上校挡了子弹？荒谬得像是三流歌剧里的情节。
为什么？ 她认识上校？也许是一个疯狂到极点的仰慕者吧，那这就说得通了。在柏林，迷恋上校的女人很多，甚至在读书期间就听过他与那位因漂亮而十分出名的女人，维拉的传闻。虽然确实足以让一些女人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从未想过，会有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仰慕。
多么“英勇”又多么愚蠢的女人。她不会真的以为，用身体挡下一颗子弹，就能让上校爱上她吧？不过也是很可惜了，一具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死掉了，ops…
“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不过还需要密切观察，任何感染或并发症都可能是致命的。”
救活了？
……是我这几天连续熬夜处理苏台德危机后的繁琐报告，导致判断力下降？
“我明白了。”
当然回去后也有复命，但上校似乎对此也不怎么关心，我也渐渐将此事抛诸脑后。1938年底，局势风云变幻。针对波兰的“白色方案”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上校的工作重心彻底东移，会议、推演、兵力调动方案、与党卫军特别行动队的协调（最令人讨厌）……我的日程表被填满到以分钟计。只有一天办事路过医院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进去看一眼。
女人醒了，依旧苍白消瘦。黑发柔顺地披在肩上，衬得那张小脸愈发楚楚可怜。进门的声音吓到了她，醒着的她，和闭着眼睛是两种感觉。闭着眼，太安静，太脆弱了。而睁着……她的瞳仁很黑很大，但却很亮，像浸在泉水里的琉璃，湿漉漉的，迷茫又怯懦，她就用这样一双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我这是在哪？你是谁？”
她居然失忆了？
没有交谈的必要了，我也没有把她的事情告诉上校，无关紧要。
………
后来发生了很多事情，都让我得以记住她的姓，Wáng！她的全名我念不出来，太绕口了。她还晕在了边境，麻烦的女人（我还是习惯这么叫她，有点太长了，不如就叫小麻烦。）被抬上了一辆随行卡车，其余分子执行枪决，除了那个LiaoZhansheng。
那日之后，她就开始负责一些贴身服侍的工作。我作为上校的影子，自然也忙得脚不沾地。但渐渐的，我发现自己似乎习惯将的杂务丢给小麻烦。起初只是试探。让她去跑腿送一份不那么紧急的文件，小麻烦总是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我一眼，怯生生的，但又忧虑悲伤的眼神。令人意外的是，她做事非常仔细，从未出错，于是，我渐渐“变本加厉”，非必要经我手的，我都转交给她。
小麻烦每次都只是安静地做完，偶尔遇到不明白的，会小声地询问，得到解答后便继续埋头苦干。那副逆来顺受，任劳任怨的样子，有时候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在欺负人的恶棍。尤其是当她抬起那双眼睛，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时，我甚至会有一瞬间的心软，想说“算了，这个我自己来”。但下一秒，她便立刻转身卖力的开始干活。……嗯，一点点理所应当。反正她也没别的事可做，不是吗？她确实是个很勤快的女人，这是个优良品质。
但我其实不喜欢小麻烦，她总是那副忧心忡忡，仿佛随时会哭出来的模样，看着就让人心烦。但她也从来不会拒绝别人，我常常阴暗地想，她是不是就凭着这张楚楚可怜的脸和那副柔弱无助的样子，勾引了上校？否则以指挥官的性格，怎么会容忍这样一个麻烦的存在，甚至，去哪都要带着她！从柏林，苏台德，再到布拉格，甚至是前线……
地图上的箭头日夜不停地向东移动，捷报频传。我们的指挥部随着前线不断前移，从东普鲁士到波兰腹地，一切都在指挥部地命令下快速推进。上校很忙，审阅情报、调整部署、协调各突击部队的进度，下达的命令直击要害，轻松瓦解了波兰人的抵抗。而我忙于处理电报、协调补给线、安排他与其他将领的会晤，几乎没有喘息之刻。
………
一份紧急电报传来：一支波兰游击队偷袭了我们设立在战线后方约十五公里处的一个战地医院！
……上校挂断了与一位装甲师长通电话，我心领神会地准备了车辆和一支小队。
路上，我们收到了一条信号，传递的是简单的数字和方位代码，指向医院东北方一片林地，署名是p。结合零散的前线报告和当地地形，我们迅速划定了几个最可能的游击队藏匿区域，像猎犬一样扑了过去。
战斗短暂而激烈，那些波兰人打得相当顽强。然而，在我们面前，他们的抵抗很快被粉碎。迫击炮轰开了农舍的墙壁，冲锋枪扫清了外围的散兵。
当我们冲进作为据点的地堡时，里面一片狼藉，几个没来得及逃走的波兰伤兵躺在稻草堆上呻吟，带队的士官毫不犹豫抬起枪口，
砰！砰！
稻草被染红。战争便是如此，尤其是在对待这些游击队时，没有俘虏伤兵的仁慈。
……我看见了他们。
那位军医靠在墙角，额头有伤，脸色惨白。
而旁边那个女人。
“王小姐？”该死，我差点把心里那个“小麻烦”叫出来！
小麻烦紧紧挨着军医，膝盖固定了木板，应该是断了。身上的衣服被扯的七零八落，露出大片淤伤破皮，甚至胸前衣襟被扯开，雪白若隐若现……她的脸上混杂着尘土血迹与泪痕，当上校走到她面前，小麻烦就哭了出来，大颗大颗的眼泪一直往下掉，看起来更楚楚可怜了，她挣扎着想动，但只是无助的呻吟了几下。
“能站起来吗？”上校问她。
小麻烦泪眼泪流得更凶了，啊，如果我是她，此刻大概会不顾一切地扑进这个前来拯救自己的人怀里，最好是能晕倒在他怀中，或者至少用最无助的眼神和泪水祈求庇护。这难道不是她这种菟丝花般的女人最擅长也最该做的事情吗？这或许是俘获一个男人最有效的时刻了，不过看来，她连扑倒的力气都没有了。
清理时，我们抓获了几个躲藏起来的波兰游击队员，还抓到了一个脸上带疤的头目（经由线人认证）我们将刀疤脸和其他俘虏分开看押。回到审讯处，刀疤脸大叫，“我要见你们的指挥官！见那个最高长官，我只跟他谈！”
我走到指挥部门外敲门，过几秒才有回应，“进来。”
我推门而入，然后，愣住了。
小麻烦居然在这里！
她低着头坐在椅子上，身上盖着军装外套，断腿已经被固定住，黑发垂下，脸颊很红，仍是一副胆怯得不敢抬头的模样，胸前的纽扣乱飞，呼吸有些急促，正小口小口地喘着气。而且，她甚至还没有穿裤子!!这两个人刚才在里面做什么!!
“长官，袭击医院的波兰抵抗军首领已被抓获，现已单独关押。他提出要求，坚持要单独面见指挥官。”
关于医院袭击和俘虏的处理报告被列为机密，直接封存。往后很长一段时间，小麻烦就再没离开过上校身边。
小麻烦很安静不闹事，又很……温顺。她住在指挥部的休息室里，左腿打着夹板，每天拄着一根拐杖来吃饭，没人跟她说话，她也当旁边没人似的，久而久之，她就成了一个“影子。”她应该还喜欢吃巧克力，因为每次吃完饭都会拿几块揣兜里。小麻烦似乎没有什么地方可去，最常待的地方是指挥部附近的一个湖边。我经常看见她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发呆，玩她自己的头发，或者趴在那上面睡觉，总之一待就是整个下午，直到天色擦黑，才慢慢拄着拐杖回到指挥部里去。
…………
党卫军自成体系，行事激进不受军规约束。
一天，我们骑马路过一个刚被“清扫”过的村庄外围。我看见一队武装党卫军正驱赶着十来个衣衫褴褛的波兰平民，其中大半是妇女和老人，党卫军让他们在空地上站成一排。
小队长看到了我们，抬手敬了个纳粹礼，一脸“我们在办事，你们别碍事”的神色。
上校勒住了马，眼神冷冷扫过那一排波兰人，“你们有谁会讲德语？”
党卫军小队长愣了一下，冲那群俘虏吼道，“听见没有?!谁会讲德语?!”
过了好半天，一个波兰女人举手了。
上校朝她轻轻勾了勾手。
女人吓的抖了一下，艰难地向前挪了两步。
“你会讲德语？”上校问。
“会、会一点……长官。”她口音很重，居然还没有东方人讲得好。
“你有孩子吗？”
女人哽咽，“有，我有一个女儿。”
“出来。”上校命令。
在党卫军士兵推搡下，女人踉跄着走出了队列。
上校抬起马鞭，指向不远处那个躺在湖边石头上，不知道是睡觉还是在发呆的女人说，
“以后，你负责照顾她，扶她走路，确保她需要的时候有人在旁边。明白吗？”
波兰女人顺着马鞭的方向望去，立刻拼命点头，“我、我明白，长官！我会照顾好她！谢谢！”
…………
砖石邮局被波兰守军改造成了堡垒，成为市中心最顽强的抵抗点之一。
炮火准备后，步兵在装甲车的掩护下发起冲击。波兰人的抵抗异常顽强，从邮局的窗户、屋顶、甚至地下室通风口射出密集的火力。上校通过望远镜和通讯兵不断传来的报告掌控全局。他下达命令，我既穿梭其间，传递命令，汇报进展，目睹着血肉横飞，也目睹着上校如何像最高明的棋手，冷静地调动棋子，一步步将那座顽固的堡垒逼入绝境。
尽管波兰人展现了令人惊异的顽强（我必须承认，在某些时刻，他们的勇气近乎疯狂），但在我们全新的“闪击战”战术面前，他们就显得迟缓笨拙了。装甲集群快速穿插分割了他们的兵团，空军摧毁了交通枢纽和指挥系统，步兵和炮兵则高效地清理被孤立的抵抗节点。
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向波兰腹地推进。但泽之后，是维斯瓦河沿岸的一系列城镇，然后是托伦、比得哥什、罗兹……地图上的红色箭头日夜不停地向东延伸，吞噬着大片领土。华沙，那座波兰的心脏，很快被合围。
战斗仍然激烈，巷战尤其血腥。波兰守军和市民自发组织的抵抗者在废墟间、在每栋房子里拼死战斗，给我们的前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和麻烦。但在绝对的火力面前，这些抵抗只能拖延时间，无法改变大局。上校的指挥所随着战线不断前移，需要协调的部队番号越来越多，处理的战报，以及与中央集团军群其他部门的协调事务呈指数级增长。他几乎长在了地图和通讯设备前，但下达的命令依然精准。
这段时间，我几乎没见他特意到后方去找小麻烦，她所在的指挥桶车在纵队后方，紧跟着医疗和后勤单位。只有在短暂休整分发食物时，我偶尔能看见她。小麻烦似乎很怕被波兰人看见，她总是躲在车里，快速接过波兰女人递给她的食物盒，然后立刻缩回去。车窗大多数时候紧闭着，帘子也拉得严严实实。
不过，她看起来不再像最初那样完全与世隔绝了。至少，她有了可以说话的人。我有时看见她们两个靠在桶车旁，说着些什么，小麻烦则安静地听着，有一次，我看见桶车的车窗被摇下一点，一只纤细苍白的手伸出将半块黑面包和一小块巧克力，塞给了一个路边的难民，这一幕恰好被负责物资调配的少校汉斯看见。他非常生气，
“搞什么鬼？食物是配给军人和必要人员的！她自己那份吃不完吗？居然拿去给那些波兰佬！本来就紧缺！” 他说着，抬脚就想过去。
我下意识拦住了他。“汉斯少校！”
他疑惑看我，“为什么拦我？”
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不远处，上校正与几位指挥官围在一张摊开的地图旁，汉斯顺着我的目光看了一眼，不屑地说，“你，让她最好快点收起她那套不合时宜的同情心！这里是战场，不是慈善机构！”
……但愿她这点愚蠢的善良，不要哪天真的惹出什么麻烦来。
1939年9月底，华沙投降。 波兰基本结束。接下来的日子，从军事占领迅速转向政治管控和所谓的“新秩序”建立。我们随着指挥部进驻华沙。各种面见、会晤、宴会、交谈令人晕头转向。我们要与刚刚成立的“波兰总督府”官员（大多是德国人或亲德分子）协调，与SD和盖世太保处理治安与清理事务。与从柏林来的经济专员讨论如何“有效利用”波兰的工业资源和农业产出，还要应付来自意大利、日本等盟国观察员的好奇与试探。上校作为总指挥官，是这些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1939年10月5日，元首飞抵华沙，举行了盛大的胜利阅兵。上校参与了相关的安全协调和部分接待工作。之后，各种庆功宴、招待会接踵而至。
就在这令人疲惫的社交旋涡中，我再一次见到了小麻烦，是在一次专供军官吃饭的餐厅里。
令我有些意外的是，她的样子和之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是那副寒酸脏兮兮的样子，她穿着精致的服饰，头发髻着，脸上薄施脂粉，乍一看，她像是融入了那些依附在高级军官身边的女伴行列。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同。其他女人脸上洋溢着与有荣焉的笑容，努力在自己的男伴身边扮演着点缀和社交润滑剂的角色。
而小麻烦……她依旧是那副忧心忡忡的老样子！即使穿着华服，化了妆，她姿势僵硬，眼神低垂，很少主动与人交谈，只有当别人问起或上校示意时，才会用极轻的声音简短回答，看吧，哈哈哈，仍是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样子。每天对着这张看着预示不祥的脸，我的顶头上司到底是怎么忍下去的？难道他真的……就好这一口？这种脆弱、忧郁、随时需要被拯救的调调？ 这品味可真够特别的，虽然她确实，很美。
我大概知道是为什么了，我看见她吃完东西居然靠在了上校的身上（其他女人也这样，但她这么做，倒让我觉得震惊。）不是撒娇般的缠绕，她的动作轻轻的，眼睛半阖，像是真的只是累了，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个暂时可以停靠，坚实的港湾。
……多么脆弱柔软的女人
1939年11月初，陆军总司令部安排了一次前往波兰南部度假胜地扎科帕奈温泉疗养地的短期休整。受邀者包括赫德里希上校，另一位同样战功卓著的装甲兵校级军官，以及一位资深中将。按照规定，每位军官可以带一名女伴。
三个男人，三个女人。我被留下来处理日常事务。几天后，我接到了紧急通报：扎科帕奈遭遇波兰游击队大规模偷袭。幸存者车队在武装党卫军的严密护送下返回华沙，回来的只有赫德里希上校，冯博克将军(他手臂受了伤)，以及......被上校紧紧揽在怀里，裹着厚厚毛毯，却依旧抖得像个筛子似的小麻烦。
小麻烦应该是吓破了胆，一下车整个人直接瘫倒下去，她怀中的小狗被人迅速抱起来，上校不由分说地重新把她抱起，带回了宅邸。
这次的袭击激怒了上校，华沙占领区政策急剧转向严厉镇压，清扫行动开始了。我们利用被捕份子的口供迅速勾出华沙及周边地区残余抵抗组织的联络点，武器藏匿处和人员名单。国防军野战部队负责外围封锁和武力支援，武装党卫军特别行动队和盖世太保负责具体的破门，施行抓捕和处理。抓获的抵抗分子会在在街头或广场公开处决，尸体悬挂示众，以达到威慑效果。严格管控物资，让支持抵抗运动变得异常困难。这些措施确实打击了有组织的抵抗活动，但华沙的恐惧和仇恨却更浓重了。上校的行事狠戾不留余地，赢得了柏林方面某些人的赞赏，但也让一些更传统的军官私下皱眉。
……小麻烦好像变了。在外人面前，她变的高高在上，别人与她说话，她几乎不带搭理，明目张胆的不给面子。但在上校面前.....上帝，她简直像换了一副面孔。谄媚，奉承，撒娇，体贴入微。她会又轻又柔的说，“赫德里希，你累不累?我帮你揉揉肩好不好?”“你看，我这身裙子颜色衬你今天的领带吗?”“别忙了，好害怕呀，你陪我一会嘛。”......她变得像个极度乖巧，努力讨主人欢心的小女人，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娇柔造作的骚劲。
我简直厌恶透顶。这种女人，与我所欣赏的日耳曼女性那种自然，健康，有力量，能独立承担起家庭(尤其是在丈夫出征时能照顾好多个孩子和庄园)的美德，完全没有可比性!看着她一副仿佛离了他就活不下去的样子，我几乎要嗤之以鼻。
但上校似乎......很受用。
很多时候她都很主动，甚至我在场，她也会旁若无人跟上校唇齿相依…简直不成体统！
虽然对她的做派反感至极，但不可否认，在某些方面，小麻烦还是有点用处的。她成了为上校打理非正式社交关系的内助（不是她社交能力有多强，是因为女眷们会看在上校的面子上纵容她的刻薄和冷淡。）她与军官们的夫人，与那些难缠的占领区政府官员的家属保持表面上的寒暄和友好，在这些琐碎却重要的事情上，她出了不小的力。看到上校因此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社交麻烦，作为副官，我不得不承认虽然方式做作，但结果还算令人满意。
虽然这大大超出了一个情妇的范畴，
…………
我们通过P获悉了一个令人震怒的消息：阿波罗电影院爆炸计划。
反抗军意图制造一起大规模爆炸袭击，目标直指届时将聚集在那里观看的所有人。
非常令人生气愤怒的消息！上校大概也被这计划气的大怒，接连好几天，指挥部都笼罩在低气压中，人人自危。但……在面对小麻烦时，他仍然还是那副受用的模样。
圣诞节当天，所有人都通过事先备好的通道撤到了安全地带。同时，埋伏在外的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部队迅速封锁周围街区，准备瓮中捉鳖。
我看了一圈周围，上校身边没有小麻烦的影子，而且他的脸色也变的很难看。
爆炸声响起，几乎同时，外面响起了密集的声音。穆恩中校指挥的武装党卫军和配合的国防军部队，按照预定方案，开始了对电影院周边区域的雷霆清扫。
那一夜，华沙翻云覆雨，血流成河。
清扫行动远远超出了最初拟定的逮捕名单范围。武装党卫军以肃清爆炸案同谋为名，在华沙进行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很快，路面上就堆满了尸体。鲜血染红了积雪初融的街道。屠杀的尸体数量，远远超过了我们掌握的名单上所有人。多到后来处理的焚化炉都来不及焚烧，只能草草掩埋在郊外匆忙挖掘的万人坑中。穆恩对此的解释是：“必要的震慑。要让波兰猪猡明白，任何形式的反抗，都会付出他们承受不起的代价。”上校签署了《致集团军群司令部最高统帅部意见书》，以及一些澄清与授权公文。
他漠视了，不让国防军插手，还撇清了干系。
那小麻烦呢？她去哪了？是死在了爆炸中，还是被人群冲散，落入了屠杀漩涡？上校没有安排人找她，也许她死了。也许上校不在乎她，他签署了很多文件，《管辖权与指责划分令》、《非军事人员处置流程》、《军纪与事宜的提醒》，（他以前签的时候还会犹豫的）总之一个意思，不准干预党卫军的处决。
小麻烦的住处被清理了，一切痕迹都被抹去，快的像是擦去了地图上一个无关紧要的标记。
几天后，日本大使团的“慰问人员”抵达波兰占领区指挥部，小麻烦的小狗出现在一个日本女人的怀中。每次看见这个日本人，她脸上总是带着笑，用流利的德语表达对德军辉煌战果的钦佩与慰问，巧舌如簧。
我也不喜欢她。
这个女人太伪善了，她一边笑，一边打听反抗军余力的清除进度，打听指挥官们的喜好，她对上校的殷勤细致入微，比起小麻烦那种直接甚至笨拙的安静或忧愁，这个日本女人，完美的不像真的。
……不过她也不是全然令人不喜，她把那条被小麻烦养得肥嘟嘟的短腿小狗照顾得很好。
………
上校的战术愈发无瑕，那些曾因小麻烦而产生过的人性波动似乎彻底消失了。协调会议上，上校向党卫军代表提供国防军掌握的，关于潜在抵抗分子的人口分布、聚集点、交通线等“纯军事情报”。
1939年末到1940年春，西线战役的序幕拉开。我们挥师向西，荷兰、比利时在闪电战下迅速崩溃。敦刻尔克之后，法国的大门洞开。1940年6月14日，我们是较早一批进入巴黎的，在一场由占领军当局举办的招待会上，日本人又来了，不过为什么她在哪都要带着那条小狗？她这种人会真的爱狗吗？
几天后，上校与党卫军巴黎地区高级旅队长卡尔进行了会见。内容涉及法国抵抗运动的联合打击方案。
当晚，我提前出来等他，上校出来了……他还拎着一个人！
车门被打开，他将那女人丢了进来。尽管那张脸肿胀变形，但那熟悉的轮廓……
是小麻烦？！
我忍不住从后视镜窥看。
小麻烦蜷缩在远离上校的角落，头抵着玻璃，双眼紧闭。她的呼吸很轻，如果不仔细看，几乎以为她没有了气息。黑发黏在汗湿血污的脸颊上。嘴角的血迹已经半干。她将自己缩得很小，仿佛这样就能消失。
上校目视前方，一言不发。
车子驶向荣军院，上校将人事不省的小麻烦拎下车，径直带入其中一个特殊招待房间，然后吩咐汉娜，“给她换衣服，处理伤口，看着她。”然后就走了，很干脆，没有半分留恋。
他甚至不亲自过问她的伤，不听任何解释（如果她还能解释的话）。
她到底做了什么？怎么从波兰跑到巴黎的？又怎么卷入了抵抗组织的事情，被盖世太保打成这样？
上校将盖世太保里一个名叫克劳泽的中士派往了荷兰。与此同时，一项秘密调查展开了，目标是一个据信与巴黎抵抗运动有联系，十分特别活跃且难以抓捕的外国间谍网头目，据描述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调查绕开了常规的盖世太保和保安处渠道，动用了上校个人信任的军事情报网络。调查异常艰难，对方拥有出色的反侦察能力。最终，突破点来自于桥本遥香和穆恩中校的终极手段，利用这个“弟弟”的消息作为诱饵，精心设计了陷阱。行动由德日双方人员联合执行，在巴黎一间看似普通的咖啡馆里，他们成功逮捕了一个试图前来确认“弟弟”消息的女人。她激烈反抗，但最终被制服。确认身份，正是那个被追查的中国女人，抵抗组织的小头目，名叫潘诺唯。
一切都在幕后进行。
小麻烦在汉娜的照料下，高烧了几日，终于幽幽转醒。汉娜找到我，告诉我王小姐有需求。我来见她，她坐在床边，身上换了一件短短的浅蓝色睡裙，长长的黑发柔顺地披在胸前，脸上和手臂上可见的伤痕已经淡了些，她抬起头看过来，还是那张熟悉的脸，少了些肿胀，但那双眼睛里盛满的依旧是那种仿佛受了天大委屈、泫然欲泣的样子。
不得不说，她这一套……或许真挺受用。
连我有时晃神，都差点被她这副柔弱无助的样子骗了过去。
“副官先生……” 她小声的哀求我，“求求您，让我见一见上校，好吗？就见一面……”
我冷冷的说，“王小姐，您的身体还需要恢复。上校很忙的。”
“我恢复得很好！真的！”她急的咳嗽，冲到我面前，“我只是有很重要的事情，必须当面告诉他，求求您，帮我转达，求他见我一面，求您了……”小麻烦哭了，胸-前的雪白随着她的抽泣微微颤动着。
受用。
过了几天，我来接她。
小麻烦今天穿了一件……我很难确切形容的东方服饰。白色丝绸紧裹着她玲珑的身段，从脖颈到腰腹的曲线被勾勒得一览无余，领口开得极低，露出一片雪白肌肤和沟壑，走动间小腿和若隐若现的大腿肌肤晃得人眼晕，脖颈上挂着——等等，这什么？上校的军牌？
但她的脸却无比的平静，看起来像视死如归。
好么，肯定又要去勾引上校了。可惜，今天的表情管理实在失败。
她进去了，我在门口候了一会儿。日本女人派人通知，他们一会将带那个擒住的反抗分子过来。我得到消息，转身要去禀报，刚想敲门——
………
这是什么声音？
………
这该死的女人！果然是来干这个的！
…………
光天化日之下，在严肃的办公室里面，他们两个？！
………
我早该料到，看她今天那副打扮，就知道没安好心！只是没想到，她竟敢如此大胆，如此……不知廉耻。而上校……这对他的声誉、对这身军装简直是……
…………
许久，走廊另一端传来了脚步声。
日本人、穆恩以及一个被押着的女人过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门内似乎已经安静下来，那种令人……的声音消失了。
很好。无论里面刚才发生了什么，现在都必须结束了！
办公室内，小麻烦端坐在沙发上，坐姿异常规矩，双腿紧紧并拢，双手叠放在膝上，旗袍的下摆被她仔细地理好，表面看，衣着比进来时更加严丝合缝。
她的脸颊潮红，不与我们对视。
羞窘……
她没注意到吗，她的头发已经散开了！
这个可恶的女人！我在心里又骂了一句。
赫德里希上校站在沙发旁边，身体微微侧着，挡住了她，一脸平静，仿佛刚才什么都没有发生，但……眼里的餍足和得意根本藏不住。
………
晚上，为了庆祝与维希政府协议的达成，在征用的一处豪华酒店内举行了宴会。
酒精和靡靡之音很容易让人放松警惕。一个有着栗色卷发，穿着墨绿色露背长裙的法国女人频频向我投来暧昧的眼神。
脑海里的画面挥之不去，沙发上女人潮红的脸和散乱的黑发，某种冲动在酒精的蒸腾下蠢蠢欲动着…
…………
～～～～～
…………
上校没有把小麻烦安排在荣军院，而是让她住进了乔治四世酒店的套房。这决定背后有诸多考量：日本方面微妙的态度、党卫军穆恩之流虎视眈眈的窥探、巴黎局势的复杂，局势还未稳定前，她的存在，或许是软肋，与普通情妇不一样，她已不便出现在大众视野里，（这女人真有这么重要吗？）当然，或许也有些不便言明的私心。
事实是，自那之后，上校几乎每晚都会去酒店与她私会，连荣军院的宅邸少回了。这真是荒谬的……甜蜜。上校暗中派了几名士兵保护她的安全，允许她在规定范围内散步，她想要什么，也应有尽有，就是人身自由得不到保障。不过她应当也不需要吧？
恃宠而骄，我对此深信不疑。
有几次，上校因公务无法过去，由我电话通知，电话里，女人接听后，居然毫不客气的就挂断了我的电话！我还当她没听见，后来都改成亲自到酒店通知她，但小麻烦显然是故意的，在我还没说完的时候，她直接不搭理我砰地一声把门关上，非常漠然。
……麻烦女人！她难道忘了，当初是谁在她苦苦哀求、眼泪涟涟时，最终心软将她带去见的上校？她难道忘了自己的处境？好像我成了个无关紧要的传声筒！而她，已然是能耍小性子的“王小姐”了！
不过，平心而论，小麻烦也并非时刻惹人厌。有一次，我在酒店撞见她从外面回来，看着手里拎的纸袋，就知道她肯定又是花钱去了。她看见我，然后从纸袋里拿出来一个油纸包好的甜香东西，温柔的说，“副官先生，刚出炉的玛德琳，尝尝吗？” 当然了，跟平常与上校说话的态度很不一样，平平淡淡的声音，平平淡淡的温柔。
我拒绝了。出于纪律。
好吧，这个女人虽然恃宠而骄，但也并非罪大恶极。
…………
汉娜惊慌失措地联系我，说王小姐不见了。不在房间，不在花园咖啡厅，也不在任何她常去的地方。更严重的是，连那几名暗处的士兵也将她跟丢了！只知道她最后去的地方是，圣日内维耶夫修道院，之后便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该死！
上校下令封锁塞纳河畔的码头和货运区时，场面堪称混乱。 士兵们粗暴地拦截所有船只，无论是运货的驳船、私人游艇还是即将离港的客轮，命令全部停航接受检查。国防军士兵沿着码头一字排开，探照灯将夜晚的河面照得特别亮，货箱被撬开，船舱被翻得底朝天，乘客和船员被驱赶到岸上，在寒风中抱头蹲下，接受盘问和证件检查。抱怨声、哭喊声、军官的呵斥声响成一片。一艘准备启航前往马赛的货轮甚至发生了小规模冲突，船主抗议延误将导致巨额损失，但在枪口的威逼下只能屈服。整个港口区域陷入了瘫痪和恐慌。
………不知道的还以为盟军已经打到了巴黎城外。
动静闹得太大了。
疯了一样搜寻线索，最终，找到了那个男人。jie！ji？jian！我没有任何废话，直接让士兵将他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
棺材（不是么）被打开，小麻烦穿着病号服躺在里面，上校把她捞了出来，看到她奄奄一息的样子，他的脸色阴沉得可怕。小麻烦看着也……受了不少苦吧，额头应该是被棺材的颠簸撞的，青青紫紫，可怜的小东西，她经常受伤。
……不过这些人真是胆大包天！ 他们打算就这样把她塞在箱子里，混上货船运走？肯定会死哒！
……小麻烦又晕了。
如此大规模的封锁港口行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军事物流和外交形象，更给了党卫军和国内其他派系攻讦的把柄。消息很快传到了更高层。
古德里安将军亲自发来了措辞极其严厉的训斥电报，指责上校行动鲁莽，造成恶劣影响，损害了德军在占领区的威信。电报里命令他立即停止一切针对此事的过度行动，并火速前往法国南部。
临走前，他在酒店里待了相当长时间。出来时，他对我下达了明确的指令，“约阿希姆，你留下。看住她。在我回来之前，不许她离开房间半步，也不许任何未经我允许的人接近她。”
我讨厌这个差事！ 我有一堆紧急公务需要处理……现在却要像个狱卒一样，守在酒店里，盯着一个惹出天大麻烦的女人！
……命令就是命令。
女人晕了一天，醒来之后由汉娜负责照顾她。我安排好了酒店内外的警戒，医生来看过，说是虚弱、惊吓，需要静养。
下午，穆恩中校来访。他声称有紧急情况，关于之前港口封锁时扣押的一批特殊货物，可能与某个抵抗组织网络有关，需要我立即去城东一个仓库现场确认并签字，否则那批货物（据说有些敏感）可能会被党卫军其他部门以证据不足为由处理掉，从而失去线索。
只是离开一两个小时，去确认一下，尽快回来，应该不会有事。那女人虚弱的连床都下不来……
……
妈的中计了。
所谓的紧急情况根本是个幌子！
找到小麻烦，她已被人从奥赛码头抬了出来，几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刷着红十字标记的军用救护车停在那里。
我冲下车，眼前的一幕令我头皮发麻。
担架躺着一个女人，从大腿开始，身下浸透了一片血迹。她痛苦的皱着眉头，嘴唇没有一丝血色，穆恩就站在救护车旁，他一转头看见我，尖声叫了起来，“约阿希姆副官，你来得正好！快，快帮忙！这……这真是个可怕的意外！”
意外？去他妈的意外！
我愤怒地说，“你算计我？还对她用了刑？”
“不，不，天大的误会！”穆恩连连摆手，然后把桥本遥香往前推，“是桥本小姐把她弄来的，只是想问几句话，谁知道她突然就……她自己身体太虚弱了，我们绝对没有用刑，上帝作证！”
他开始说什么宝宝、怀孕之类的话。
我只觉得耳边轰隆一声，怀孕？
她……什么时候怀的孕？上校知道吗？
一切都晚了……
我感到一阵眩晕，就在这时，小麻烦睁开眼，她气若游丝着，带着一种令人心碎的哀求，“副官先生，求求您告诉我，赫德里希他，他真的像他们说的那样，被革职，受苦了吗……”
……什么？
什么革职？什么受苦？
我这两天还陆续收到从南部传来的消息，上校在南部已经顺利解决了补给危机，还顺带揪出了一个潜伏在维希港口部门的间谍小组，得到了马赛驻军和古德里安将军本人的嘉奖。
哪来的被革职受苦……
看着女人滚落的泪水，我瞬间明白了。
这是穆恩和桥本对她用的心理战术，他们在摧残她身体的同时，还在用恶毒的谎言折磨她的精神。
我深吸一口气，“还愣着干什么，快送医院！”
………
上校从南部赶了回来。
我做好了承受任何雷霆震怒的准备，是……我的失职。
预料中的风暴没有降临，他只是看着我，声音沙哑，“守在外面，任何人不得打扰。”
他推门进去，再也没有出来。
一连数日，他几乎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房里。我从偶尔打开的门缝中看到，他坐在床边，长时间地握着那个女人插着输液管的手，紧紧贴在自己脸颊边。
有一次，我进去送一份文件，恰好看见他低下头，额头抵着她的手背，
……一抹细微的水光，顺着他的侧脸滑落，迅速消失在两人交握的指间。
可能是我的错觉。
………
上校将一份文件袋交给我，“去办吧，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了。”
里面是几份恰好被截获或发现的通信记录和财务往来复印件。内容很巧妙，穆恩中校与某位意大利黑市商人的热情通信，讨论某些“紧俏物资”的“特殊渠道”，其中涉及的资金数额不小，且用途模糊。另有一份报告，暗示桥本在来欧前与日本国内某个对德态度存疑的财经界人士过从甚密，其来巴黎的“文化交流”背景可能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通过可靠的匿名渠道，将相关材料的副本不经意地泄露给党卫军巴黎总部负责纪律的部门，以及日本驻维希法国使馆的某个参赞。同时，安排了一场偶然的会面，让穆恩的某个对头恰好了解到，如果穆恩继续留在巴黎，可能会有更详尽的材料被呈递上去。对于桥本，则通过外交途径，坚定地暗示其存在不受欢迎的因素。
…………
回到医院复命，在门口，我听见里面有声音。
上校坐在床头。小麻烦则靠在他的肩膀上，身上盖着毯子，那双眼睛安静地垂着，目光落在他手中的图册上。
上校轻轻的说着图册里的内容，他的声音是我从未听过的温和，像在给一个好奇的孩子讲述睡前故事。
小麻烦静静地听着，当他说到某个有趣的地方，她会露出一个甜甜的笑，他有时会边说边抬手，指背滑过她的鼻梁，抚过她的脸，逗的她很开心，又安静，又美好，让人恍惚。
………
哦，是的，他爱她。
………
彻底的意识到了。上校所有的权势，冷酷，在小麻烦面前，都退居其次。他甚至为他们失去过一个孩子，而将痛楚和愤怒化为了这份笨拙的温柔守护。
赫德里希不能没有她。
她是他冰冷世界里的一个意外，一道裂痕，也是……一团他紧紧握住不肯放手的温暖。
可是他们的未来呢？
普鲁士贵族家庭，他的家族，能容忍这样一个来历不明，甚至可能影响他仕途的东方女人吗？
如果是我的父亲，应该会把我打死。
即便他此刻能将她护在羽翼之下，但战争的洪流，他自身肩负的使命，这些又岂是这病房里的宁静所能抗衡的？
他们此刻的依偎越美好，那可能的未来就越显得如履薄冰。
…………
我敲门，两人齐刷刷地转过头。
“上校，那边有消息了。”
…………
桥本把她叔父叫来巴黎了，桥本信一动用了些关系试图斡旋，但在那份恰到好处的怀疑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她本人挣扎过，不甘过，但最终，还是登上了返回横滨的客轮。
……………
但，小麻烦要走了。
说是探亲，上校也不像在开玩笑，“以文化交流人士健康状况需回国休养为由申请。红伯爵邮轮避开交战区。联络我们在里斯本的人，确保沿途接应和安全。”
登机前，他俩在车里依偎好久。
下车后，小麻烦的围巾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红肿的眼睛。
上舷梯前，小麻烦对我说，“副官先生，谢谢您一直以来的照顾，也请您替我照顾好他。”
公事公办，“这是我的职责，王小姐。”
她点头，轻声说，“圣诞节，我们再见。”
圣诞节见？爱见不见。哦！至少还懂得说句客套话，出于礼节，我刻版地说，“圣诞节见。”
………
小麻烦走了，上校的生活立刻被拉回了原有轨道。
他搬回了自己的住所，全身心投入工作，仿佛要用无尽的繁忙填满时间。那些关于北非、关于巴尔干、关于东方战线的会议接连不断。那些需要他签署的、关于占领区经济管制、人力调配、安全措施的命令文件雪片般飞来。
我也重新被淹没在副官的日常泥沼里，不敢有丝毫停歇。
初秋，围绕一系列占领区法律地位的“欧洲新秩序”的讨价还价终于有了阶段性结果。会后，《柏林协定》被签署了。这份协定与其说是成果，不如说是将更多棘手的问题和沉重的责任捆绑在了一起，扔给了前线的执行者。
……………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 巴巴罗萨。当那封宣告对苏作战开始的绝密电文传来时，我正在上校的办公室外待命。他比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两线作战的幽灵终于化为实体，而西线的我们，将从征服者逐渐变为需要时刻提防背后捅刀子的看守。
生活节奏变得更快，压力与日俱增。西线虽然不再是焦点，但暗流汹涌，小规模冲突和破坏从未停止。上校变得更加沉默寡言，有时在听取关于某次铁路被炸或某支巡逻队遭遇伏击的报告时，他会不自觉地用手指敲击桌面，眼神却飘向窗外，不知落向何方。
41年深秋，我拿着一份关于法国北部海岸防御工事建材严重短缺的紧急报告，走到上校门口时，见他坐在办公桌后，光线从他身后透来，令人看不见他的脸，听到开门声，上校迅速将手里的什么东西塞进了抽屉里。
我没愣，看见好几次这场面了，“长官，北方海岸指挥部的紧急文件。”
我知道那是什么。起初几次他动作太快，我看不真切。后来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离开办公室时没锁抽屉，我鬼使神差地拉开看了一眼。
里面没有多余的东西，只有一张黑白照片。
边缘磨损了，上校着军装站着，表情罕见地微笑，他身旁，是一个穿着连衣裙的东方女人，正微微倚靠着他，一只手拽着他的袖口，上校的手也搭在她的肩膀上。
ooops！我想起来了，是小麻烦。
那个说“圣诞节见”的女人。
呵……早该知道。骗子。
她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甜言蜜语，楚楚可怜，说什么会回来，什么圣诞之约，然后一去不回。
半年了，圣诞节早就过去，人呢？
那份特准通行证，那机场的生离死别，现在看来都像一场戏码。她大概早就回到自己家里，把这里所有的一切，包括那个爱她的赫德里希统统抛丢下了。
无所谓。要不是看到这张照片，我几乎都要忘了这号人物了。
但是上校……他忘了吗？
去年圣诞节前后，他不管多晚，都会坚持去码头等她。也不下车，就坐在车里，望着灰蒙蒙的河面和对岸的灯火，一待就是很久。他在等什么？等一艘永远不会来的船？等一个早已失约的人？
哈！ 真是……
她不会回来了。
伤心吗？从表面上看不出来。
他依旧是那个冷静自持，处理军务果决狠辣的人。只是偶尔，他会走神，眼神会短暂的涣散，仿佛灵魂抽离了几秒钟，飘去了某个遥不可及的地方。但很快，那层冰冷又会恢复，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女骗子罢了……不值得他爱。
………
巴巴罗萨初期势如破竹的捷报，逐渐被莫斯科城下的严寒和泥泞所取代，东线变成了吞噬生命的绞肉机。西线则陷入了更深的僵持和消耗。盟军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诺曼底、布列塔尼、普罗旺斯……法国抵抗组织的活动日益猖獗，我们需要用更多的兵力去维持那条海岸线，以及后方越来越不稳的交通线和行政系统。
北非丢了，意大利倒戈了，苏联人从东面不断推进。柏林上空的防空警报成了家常便饭。战争的色彩，从最初的灰色征服变成了黯淡绝望的铁灰色挣扎。我们随着指挥机构不断转移，从巴黎到布鲁塞尔，再到荷兰，最后又退回德国本土西部。
………
1945年3月，莱茵河防线。
我们当时在科隆附近一个临时指挥部里，周围满是溃退下来的残兵和绝望的气氛。电话线路时断时续，一天，我打电话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告诉我，美军已经出现在了郊外！
“约阿希姆！我们该怎么办？”爸爸哀怨地问。
“待在家里，什么都别做。”我告诉爸爸妈妈，“要是开始打枪了，你们就躲到地下室，待在那里等枪声平息，倘若你们试图离开家，那么你们就会变成难民！爸爸妈妈，别冒险，难民的遭遇实在太惨了！”
军用路线不允许打私人电话，还没讲几句，马上就被人插话，问我们在干什么，我立刻挂断了电话，只祈祷爸爸妈妈一切平安。
窗外是科隆残破的天际线和远处炮火映红的夜空。我不知道我的父母最终能否平安，我不知道我的家乡会变成什么样，就像我不知道我自己还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
几天后，在一次针对我们指挥部可能位置的盟军突袭和随之而来的混乱撤退中，我与上校失散了。当时我们分乘两辆车试图穿越一片交战区，他的指挥车在前，我的跟随后面。突然遭遇美军装甲侦察队的伏击，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我的司机试图加速冲过一个路口时，车辆被击中侧面，翻滚进了路边的沟渠。
我醒来时，几个端着步枪的大兵，正用枪口指着我的脑袋。我的佩枪早就不知道掉在哪里，军帽也不见了，额头上流下的血模糊了视线。我被粗暴地拖出来，搜身，双手用粗糙的绳子反绑在身后。推搡着走向他们的吉普车时，我最后看了一眼战场的方向。上校那辆车的踪迹早已消失在硝烟和混乱中。
我被俘了。战争，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
…………
战俘营被一道道通电的铁丝网严密包裹，网眼小得连一只稍大的老鼠都钻不过去。内外两道铁丝网之间，沙土被耙得平整，脚踩在上面的话会留下深深的脚印。
我住在一个十五个人的木板棚屋，每日的配给是一碗很腥的汤，汤面还飘着一头臭臭的小鱼，还有一块硬得能崩掉牙齿的黑面包。
妈的，好苦啊。
我开始思考过去六年。我们究竟错在哪里？我躺在木板床上，莱茵兰、苏台德、波兰走廊，这些地方本就是凡尔赛强加给我们的不公，我们拿回来，天经地义。奥地利？那是他们自己公投的结果。法国？是他们先对我们宣战！我们只是在保卫自己，拓展生存空间而已！
同屋的俘虏们大多是校级军官，偶尔有一两个将官。他们相对沉默，保持着一种残存的体面。一个曾是步兵中校的舍友看我对着配给皱眉，优越感地说，“知足吧，伙计。这里是星级战俘营，待遇算好的了。看看那些关押普通士兵和党卫军的地方……听说东边交给俄国人的更惨。” 他顿了顿，“这里至少大家……素质高。”
素质高？我扯了扯嘴角，但他提到“校级将级”，
“那……赫德里希上校呢？”这个名字在喉咙里滚了几圈才吐出来，“冯·西蒙瓦德兹上校，你们见过他吗？他不会被送到俄国人那边去了吧？”
旁边一个正在费力啃面包的前炮兵少校说道，“你认识赫德里希？”
“认识。”
那少校凑近了些，“听说美国人很看重他，他的装甲战术和西线防御经验，可能被单独请去“喝茶”了？”
单独请去？我不知道这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听着应该没有落入俄国人手中……我松了口气，随即又惆怅了起来，他在哪里？还活着吗？
漫长的三个星期隔离审查后，我终于被允许进入主营区活动。在战俘营简陋的行政木屋里，办理登记时，我遇到了一位名叫巴姆勒的德国少将。他看起来五十多岁，他主动提出带我去分配的新营房。
我们从行政楼走向营区，巴姆勒少将走在我斜前方，忽然，他侧过头，目光在我军裤两侧那两条的红色镶条上停留了一瞬。
“聪明的话，”他声音平淡，“您应该把裤子上的红条弄掉。”
我愣住了，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这才注意到，他自己裤子上原本应有的红色镶条处早已被拆除了。
“为什么？” 我有点被冒犯。
巴姆勒少将扯了扯嘴角，“因为在这里，佩戴红色条纹的唯一目的，就是把自己标榜为‘精英团队’的一员。而这里，” 他抬起手，划了个圈，“没有精英团队，只有战俘。”
……用不着他提醒。
…………
1946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营地里流传起一个消息：来了新的医疗小组，据说有苏联方面派来的人。这不算稀奇，稀奇的是，小组里有一位年轻女医生，是个东方人。传闻她会讲流利的德语、英语和俄语。
在一次大规模流感后的例行巡诊中，我远远看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医生。她穿着臃肿的白色大衣，戴着听诊器，正低头为一个战俘检查。当她直起身，摘下口罩与旁边的美军医务官交谈时，我看到了她的侧脸。
！
小麻烦？
不，不是。
我立刻否定，只是……眉眼间有那么一点点说不出的相似。但仔细看，差别很大。
小麻烦的脸更柔和，更……妩媚？带着一种东方式的温婉。而眼前这位医生，脸型更立体，眉毛更英气一些，头发是时髦的棕色齐肩卷发，眼神专注，她们的气质天差地别。
大概是巧合吧。我移开视线，没再多想。
营地偶尔会组织在简陋的大会堂里播放电影，通常是好莱坞的老片子，或是苏联的宣传影片，一个飘着细雪的晚上，放映的是卓别林的《大独裁者》。那位医生也坐在靠边的位置，看得很专注。
电影中途，她似乎看了一眼时间，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恰好我起身去角落取热水（如果那能叫热水的话），经过她身边时，目光不经意地扫过她手中打开的怀表。
表盖内侧，镶嵌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的女人，穿着剪裁得体的旗袍，对着镜头浅浅地笑着。那眉眼，那笑容……
我的脚步钉在了原地。
是小麻烦！那个早已远走高飞，逍遥快活的女骗子！
电影散场后，等到医生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时，我鼓起勇气上前。
“您好，医生同志。” 我用德语说道。
她转过身，警惕地看着我，“您好？有什么事吗？” 她的德语果然非常流利，但是口音也很重。
切，果然不是小麻烦好么，小麻烦怎么可能用这种眼神看我，她的眼神可是很温柔的。
我深吸一口气，开门见山，“抱歉打扰。我刚才无意中看到您的怀表……里面的照片。那位女士，我似乎认识。”
女医生更警惕了，“认识？”
“是的，”我肯定地点头，努力回忆，“如果我没记错，她姓Wáng，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小姐。大概在1940年左右，她在巴黎。” “我认识她的时候，别人叫她王小姐。” 我没想起她叫什么。
女医生沉默地看了我几秒，最终，她再次掏出那块怀表，打开，递到我面前，“你说的是她？”
我接过怀表，凑近昏暗的灯光。没错，就是这张脸。比记忆中更稚嫩一点，笑容却一样。我看着照片，仿佛又看到了巴黎的阳光，和她身上淡淡的香味，“是她。王小姐。”
“她是我姐姐。” 女医生的声音很轻。
姐姐？！那个女骗子，居然有个妹妹在这里，还是苏联医疗队的医生？这世界太小，也太荒谬了！
我想知道，那个一走了之！害得上校苦等的女人，后来到底过着怎样光鲜的生活。我尽量用平实的语气，简略讲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从1938到1940，她离开前的所有事迹，以及，她和赫德里希上校的感情。
王医生（她应该也姓王）静静地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当我讲完，她沉默了更长的时间。
然后，我惊讶地看到，她那双职业性的眼睛里红了。她低下头，飞快地眨了几下眼，再抬起时，泪水已被逼退，“谢谢你告诉我这些，”“让我知道……她在那段时间里，经历了什么。” 她深吸一口气，看向我，眼神变得执着，“你说她约定圣诞节回来？”
“是的，在机场。”
王医生缓缓摇了摇头，“她回不来了。”
“什么？”
“我姐姐她，”王医生一字一句地说，“已经死了。”
死了？
我僵在原地，无法理解这两个简单的音节组合在一起的意义。
“大概六年前？或者五年多前，”王医生努力回忆着，泪水滑落，“她乘坐的前往马赛的船，途中出了事。有人把她推下了海。”
推下海？谋杀？在回欧洲的路上？
我感觉呼吸一窒，搞什么鬼？！她不是骗子？她没有爽约？她是真的回来了，回到那个或许有她在乎的人等待的地方？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她被人杀了？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上校他……他直到最后，都以为是她背弃了诺言……
“为什么……” 我的嘴皮子感觉裂开了，痛死，“为什么没人知道？美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没人报告？”
王医生抹去眼泪，“那段时间，大西洋和地中海航线非常混乱，潜艇战，空袭，还有各种……见不得光的活动。一艘客轮上某个舱室发生意外，一个东方女乘客失踪，在那种时候，根本不会引起太大关注。我家是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辗转得知的，但也只知道大概，细节……没有。” 她停顿了一下，看着我问，“你说的那位上校军官，他，后来怎么样了？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我想见见他。”
我连忙点头，又慌乱地摇头，“我不知道！失散后我就再没见过他，有人说他被美国人单独带走了。” 我语无伦次，“你有纸笔吗？”
王医生从随身的医疗包里拿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铅笔。我的手有些发抖，但还是用力地写下了那个名字：赫德里希·冯·西蒙瓦德兹。并在下面用德文标注了军衔和最后已知的所属部队信息。
“去找他，”我把纸片塞给她，“王医生，求您，一定找到他，告诉他！告诉他王小姐不是故意失约，她……她是在回来的路上遇害的！一定要告诉他！”
王医生接过纸条，仔细折好，郑重点头：“好。我会尽力打听。我也很想见见他。”
………
接下来的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战俘营的生活依旧灰暗重复。冬天更深，大雪覆盖了铁丝网和瞭望塔。我没有再见过王医生，她似乎随医疗队去了别的营地或后方医院。那张写着上校名字的纸条，也没有回音。希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黯淡。也许她也没找到，也许上校真的被秘密转移，算了，我不知道。
又一个电影之夜，放映的是苏联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雪花纷纷扬扬，电影里炮火连天，映照着一张张麻木的脸。就在影片快到高潮时，一个身影坐到了我旁边的空位上。
是王医生。她裹着厚厚的围巾，脸颊冻得微红。
我立刻坐直了身体，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然后掏出一张黑白照片给我。
是之前在上校手里的那一张！她见到他了！
“对！就是他！” 我激动指着照片上的赫德里希，“你找到他了？你见到他了对吗？你跟他说……” 我急切地追问，却在触及她目光时，戛然而止。
王医生的表情很平静，她默默地将照片收了回去，然后，转过头正面看着我。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迅速融化。
我的心脏砰砰狂跳了两下，“同志，”“您……怎么了？他说什么了？”
王医生静静地看了我几秒，
“我找到了一些记录，询问了可能知情的人。照片……是从他的遗物登记清单里找到的。”
遗物？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无法处理这个词。
“他……” 我艰难地吞咽了一下，“战死了？在突围的时候？”
王医生摇了摇头，
“不是战死。被俘前，他举枪自杀了。”
………
电影里，苏军的冲锋号嘹亮刺耳，坦克轰鸣。
……
一场迟到太久的真相，一场早已无人聆听的悲歌。
风雪更急，从破败的棚屋缝隙呼啸而入，仿佛要埋葬这里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悔恨，与所有无望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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