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 他们见的是同一个人
时间悄然流逝，似水流年中，几个月时间过去，天冷了。
厂区路边的杨树叶子掉光了，剩下一排光杆，风一吹，枝丫擦着枝丫，吱吱呀呀响。
家属区那排平房门口挂起了棉门帘，帘子是用旧褥子改的，蓝布面洗得发白，边角拿麻线缝了又缝。
烟囱冒出来的烟被风压得低低的，贴着房顶往南飘，飘到半截散了，剩一股子煤烟味在巷子里转。
水房外面的水管子上包了一层稻草绳，绑得严严实实，水龙头底下搁了个搪瓷盆接漏水，盆里的水一宿就冻成冰坨子。
赵长富早上到保卫科的时候，炉子还没捅开，屋里凉飕飕的。
窗户玻璃上结了一层霜，霜花顺着窗框往上爬，把外头的景遮得模模糊糊。
他把炉子生上，拿火钩子捅了两下，添了两块蜂窝煤，坐上水壶，然后翻出这个月的巡逻记录开始看。
看了不到两页，外头有人敲门。
“进来。”
门推开，孙玉梅站在门口。
她穿着厂里新发的蓝棉袄，脖子上围了一条灰围巾，围巾在脖子上绕了两圈，下巴缩在里头。
手里攥着个布包，蓝布的，带子系得紧紧的，脸色有点紧。
赵长富让她进来坐，她把布包搁在膝盖上，两只手攥着包带，没有马上开口。
炉子上的水壶刚有点热乎气，壶嘴发出细碎的嘶嘶声。
“赵科长，我有个事想跟你说。”
孙玉梅把布包带子解开，从里头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我邻居，住我隔壁那趟房的，姓耿，耿大姐，在纺织厂上班。
她前两天买了样东西，拿回家一看是假的，钱也搭进去了。”
她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上，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子散开来，“你看看这个。”
赵长富拿起一张看了一眼——纸片子跟粮票大小差不多，正面印着“侨汇物资供应券”几个字，底下有一行小字“壹拾元”，背面印着花纹和编号。
纸片子印得挺像那么回事，但赵长富拿手指头捻了捻，纸的质感不对，薄了点，滑了点，像拿铜版纸冒充的。
对着窗户光看了一眼，水印模糊成一团，不像真券那种清清楚楚的暗影。
“假的。”他把纸片子搁在桌上，“耿大姐从哪儿买的？”
“从一个人手里。
那人说是港商，有海外亲戚，能弄到侨汇券，比市面上便宜。
耿大姐信了，花了一百二十块钱买了二十张。
拿回家她儿子一看，说是假的，纸不对，拿去跟人换东西都没人要。
耿大姐气得一宿没睡着，第二天找到我，问我咋办。”
孙玉梅把信封收回去，攥在手里，手指头捏着信封角，捏得起了褶，“我寻思着这事得跟你说。
一百二十块钱，她攒了小半年。
纺织厂工资低，她男人前年没了，一个人拉扯俩孩子，这钱是省吃俭用抠出来的。”
“那个人什么样？耿大姐说过没有？”
“说了。穿一身西装，灰的，料子挺括，裤线熨得直直的。脚上皮鞋擦得锃亮，鞋尖能照出人影来。
四十来岁，圆脸微胖，笑眯眯的，说话带南方口音，夹着几句广东话。
他说他姓丁，从南边过来的，有亲戚在海外，侨汇券是他亲戚寄回来的，他手里用不完，拿出来换点现金。”
孙玉梅把布包搁回膝盖上，“他还跟耿大姐说，这券是侨汇商店的内部货，拿这个券能换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市面上买不着的。
耿大姐一听就动心了。”
“在哪儿交易的？”
“就在家属区后头那条巷子里。
那人有时候摆个摊，铺一块白布，上头搁着侨汇券、电子表、金戒指什么的，摆了一摊子，亮闪闪的。
耿大姐是在他摊上买的。”
赵长富从抽屉里摸出笔记本，把这条信息记下来。
孙玉梅坐在对面，手攥着布包，嘴唇动了动，像是还有话要说，又咽回去了。
“还有事？”
“赵科长，我……”孙玉梅低下头，把布包的带子绕在手指头上缠了两圈，声音低下去，“俺爹当年也被人这么骗过。
不是侨汇券，是别的东西。
那会儿我还没进厂，在家挣工分。
也是来了个人，说是能弄到便宜的棉布，让大家交定金。俺爹那会儿攒了两年的钱，一下子全交出去了。
后来那人跑了，俺爹去找，找了半年没找着。
回来就病了一场，好了之后人也蔫了，不爱说话，成天蹲在门口抽旱烟，一蹲就是半天。”
孙玉梅抬起头，声音有点发紧，“我娘说，俺爹从那以后就落了个毛病，听不得‘便宜’俩字，一听就犯膈应。
赵科长，我知道我拿这事跟你说算是多嘴，可我看见耿大姐那样儿，就想起来俺爹了。
我不想让她也这么蔫下去。”
赵长富看了她一会儿。
孙玉梅平时在保卫科管档案，话不多，做事稳当，从来没提过家里的事。
“你爹那事，当年报案了没有？”
“报了。派出所来问了两回，没查着。
那会儿没监控没照片的，光凭一张嘴描述，上哪儿找去。
我爹后来自己还去打听过，打听了好几年，一点信儿没有。”
孙玉梅把布包带子从手指头上解开，“赵科长，耿大姐那钱还能追回来不？”
“先看看人还在不在。”赵长富站起来，把炉子上的水壶提下来，搁在地上，“你带我去耿大姐家一趟。”
孙玉梅住的那趟平房在家属区最东头，一排红砖房，门前一条窄巷，巷子两头通大路。
耿大姐住她隔壁，门口堆着蜂窝煤和一棵冻白菜，棉门帘垂着，底下拿砖头压着边。
孙玉梅掀帘子进去喊了一声，耿大姐从屋里迎出来。
四十来岁的女人，头发拿皮筋扎着，脸上的表情又急又臊，两只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围裙上沾着面粉，大概是刚才在擀面条。
“赵科长，让你笑话了。
我这么大个人了，还上这种当。”
“不笑话你。
你把那天的事从头说一遍。”
耿大姐把赵长富让进屋。
屋里不大，一张双人床靠墙搁着，床尾搁着一台缝纫机，机头上搭着一块蓝布罩子。
墙角一个木箱子，箱子上搁着全家福的相框，相片上是个男人和两个半大孩子。
桌上搁着一盆擀了一半的面条，面团拿湿布盖着。
赵长富在桌边坐下来，耿大姐坐在对面，两只手搁在膝盖上搓。
“那天下午我下班回来，走到后头巷子口，看见那儿摆了个摊。
那人穿得挺阔气，西装皮鞋，跟咱们这儿的人穿的不一样。
摊子上铺着一块白布，上头搁着好些东西，有侨汇券，有电子表，有金戒指，亮闪闪的，晃眼睛。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那人就跟我搭话，说他是港商，有海外亲戚，这些东西都是侨汇商店的货，比市面上便宜一半。”
“他说话什么口音？”
“南边口音，说话软软的，跟咱们不一样。
还夹着几句广东话，我听不太懂，就听他说‘靓’什么的。”
耿大姐把围裙角攥在手里，“他说他姓丁，让我叫他丁先生。
还给我递了张名片，上头印着‘港商’俩字，底下有个电话号码，我瞅了一眼没记住。”
“他拿侨汇券给你看了？”
“看了。他拿了一张真的出来，我拿手摸过，纸质挺好，有水印，跟粮票那种纸不一样。
他说这批货是他亲戚寄回来的，他要现金有用，才便宜卖。
我寻思着侨汇券这东西难得，买回去能换东西，就动了心。他开价一张七块，我说太贵，他降到了六块。
我买了二十张，给了他一百二。”
“你给他钱的时候，他给你票子的时候，旁边有人看着没有？”
“巷子里有个修鞋的，还有几个过路的。
那人收了钱，把票子拿报纸包好递给我，说‘耿大姐你拿好，回去别跟人说，这是内部价，说出去大家都来买，我就做不成生意了’。
我拿回家，我儿子一看，说是假的，纸不对，水印也是糊的。”
耿大姐拿手背蹭了一下眼角，“赵科长，我攒了半年的钱，本来想给孩子添件棉袄的……”
赵长富把耿大姐说的信息码了一遍——
姓丁，四十来岁，圆脸微胖，笑眯眯的，西装皮鞋，南方口音夹粤语，递名片，自称港商，在家属区后头巷子摆摊，卖侨汇券、电子表、金戒指，收现金，交易时拿报纸包货，嘱咐别声张。
他问耿大姐：“他那摊子什么时候摆？”
“我碰见他那回是下午四点多，天快黑了。他收摊收得挺早，不到五点就走了。”
“这几天还摆不摆？”
“我后来路过瞅过两回，没见着。不知道是换地方了还是跑了。”
赵长富从耿大姐家出来，在平房区转了一圈。
家属区后头那条巷子不长，两头通大路，中间一段墙根底下能摆摊，墙根底下有一溜碎砖头，是摆摊的人垫货用的。
巷子里有个修鞋摊，一个老汉正坐在小马扎上给人钉鞋掌，锤子敲在鞋掌上梆梆响。赵长富走过去，递了根烟。
“大爷，这两天巷子里有没有摆摊卖东西的？
卖侨汇券、电子表什么的。”
老汉把烟接过去，拿火点上，抽了一口：“有，上礼拜在这儿摆了三天，一个男的，穿西装，说话南腔北调的。
他摊子上搁着好些东西，亮闪闪的，围着看的人不少。
后来不来了，这两天没见着。”
“他摆摊的时候，旁边有没有人帮他？”
“有个年轻的，二十来岁，帮他收钱递货。
那年轻的说话本地口音，跟咱们一样，不爱说话，就闷头收钱。”
老汉拿锤子点了点鞋掌，“对了，那年轻人左手背上有一块青记，巴掌大一块，我瞅见过一回。”
赵长富把这条记下来。从巷子里出来，他骑车回了保卫科，给老韩打了个电话。
“老韩，城东家属区这边冒出来一个卖假侨汇券的，姓丁，四十来岁，圆脸微胖，笑眯眯的，西装皮鞋，南方口音夹粤语。
还有个年轻帮手，本地口音，二十来岁，左手背上有块青记。已经骗了至少一户，一百二十块。”
老韩在电话那头把烟点上：“妈了个巴子，年底了，这帮人开始活动了。你打算怎么办？”
“先摸他的底。他摆摊卖侨汇券、电子表、金戒指，手里货不少，不可能只在家属区后头那一条巷子摆。
我让陈卫国去城东菜市场那边转转，看看有没有人见过他。
你再从市局那边帮我查查，最近有没有别的区报过类似的案子。”
“行，我这就让人查。”
挂了电话，赵长富坐在炉子边上，把耿大姐给的那张假侨汇券又拿起来看了一眼。
纸片子印得挺像，但经不住细看。
他把假券搁在桌上，想起孙玉梅说的那句话——“俺爹当年也被人这么骗过。”
他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了“孙玉梅父亲”几个字，搁在桌上，想了一会儿，又把便签纸收进抽屉里。
次日一早，赵长天刚到办公室，陈卫国推门进来。
手里攥着一张纸条：“赵科长，市局那边查了，最近一个月，城东、城南各报过一起类似的案子，都是卖假侨汇券的，作案手法一样。
城南那起骗了八十块，城东这起骗了六十。
市局那边问，是不是跟咱们这边并案。”
赵长富把纸条接过来看了一眼：“并，明天去市局开个案情分析会。”
第二天，市局会议室。
赵长富到的时候，老韩已经在里头坐着了，旁边还坐了城南分局的两个人，一个姓邹，一个姓汤。
桌上摊着三起案子的报案记录，几份笔录，还有一摞照片。
老韩看见他进来，拿手点了点旁边的椅子。
“坐。城南、城东，三起案子，手法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老韩把报案记录推过来，“你先看城南这两起。”
赵长富坐下来翻了一遍。
城南第一起，十一月十八号，一个退休老工人被骗了八十块，买的是“侨汇券”。
第二起，十一月二十五号，一个街道工厂的女工被骗了六十块，也是“侨汇券”。
加上城东耿大姐这一起，三起案子，三个被害人，手法一模一样——
先拿真券给人看，再拿假券交货，收完钱拿报纸包好，嘱咐一句“别声张”。
“三个被害人描述的骗子，像不像一个人？”赵长富把报案记录合上。
邹警官翻了翻笔录：“城南这两起，一个说骗子是瘦高个儿，一个说骗子矮胖。
可他们见的是同一个人。
我问过那个退休老工人，他说那人穿西装，戴了顶鸭舌帽，帽檐压得低，看不太清脸。女工说那人圆脸，笑眯眯的，没戴帽子。”
他拿手在桌面上比划了一下，“一个是戴着帽子看的，一个是没戴帽子看的，描述不一样。”
“圆脸微胖，笑眯眯的，四十来岁，南方口音夹粤语。
城东这起也是这么说的。”
赵长富把城东的笔录翻出来，“三个人说的骗子，圆脸这一条对得上。
戴帽子那个，帽檐一压，脸就显瘦了。”
“同一个人。”老韩把烟点上，“问题是这个人在哪儿。
城东、城南他都摆过摊，城东摆在家属区后头巷子里，城南摆在工人新村门口。
都是流动的，摆几天就走，跟打游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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